【品周刊】为贤令，亦为良史（四）

四

　　《张志》问世后一百六十年来，尹兴贤令有志于增纂邑志者代不乏人。如道光二十一年任兴化县令龚润森、次年任兴化县令王检心，大纲虽立，条目犹阙，未克蒇事即调任。博雅好古的魏源于道光二十九年任兴化知县时，亦有志于修志，但其时洪水为患甚烈，终因河务倥偬而未能开局，迨至梁园棣三任（道光二十六年初任、二十八年再任、三十年三任）兴化知县，在魏源的再三鼓励下，遂聘地方名宿增纂，并参酌“诗文书翰兼擅其妙”（《咸丰兴化县志·文苑》的岁贡生薛联元及其子树声的志稿，咸丰元年冬书成。梁字友华，山西灵石举人，世家子弟。《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宦绩》赞其“道光丙午莅兴化，下车三月，政教大行，民怀吏畏。及再任，适大祲，园棣亲历，抚循发仓赈恤，设养牛局，预办平粜，不令私贮居奇，计口授食，全活甚众。”梁公有政声，特别是逢变乱凶岁，能采取有力措施，兴政教，济灾民，以民为本。他主修的志乘称《梁志》，梁撰《重修兴化县志叙》，以楷书弁于卷首，首先阐述修志之难：一、忌俗“颂长吏则谀，传先达则夸，纪名胜则附会，摭文辞则浮芜；”二、忌繁滥与简略，必须繁简适中，其次阐明修志原则：遵循《欧志》、《张志》之旧辙，依龚、王二令所拟之纲目，“信者书之，疑者阙之，参群书以考实，采舆论以求当”。末尾申言纰漏在所难免，恳望补遗正讹。咸丰二年擢任江都。

　　纵观明清两代方志，自以《梁志》为佳，究其原因：从宏观上看，方志演变至清代中期已较成熟，体例趋于完备，语言趋于规范，长期不断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稽旧之失，汰旧之繁，增旧之阙，订旧之讹，可作千秋信史传。从微观上看：一、体例完备，以《江南通志》为蓝本，定为十纲（舆地、河渠、食货、学校、武备、秩官、选举、人物、艺文、杂类）。以四十九目（图说、沿革、疆域、风俗、城池、公署、古迹、祠祀、田赋、户口、征解、儒林、文苑、封荫、卓行、尚义、隐逸、古文、赋诗等）分隶其下，囊括天文、地理、人事，纲举目张，无一阙如。

　　二、繁简得中，为振兴教化、培养人才起见，对于书院，如文正、昭阳等则详加记载，以备查考。记载古迹，从简，仅一二句，如“玩易轩，邑人陈以恂别业，李国宋有记”；尚繁，如拱极台，不仅介绍其地址、历史，还录有关名人诗、文，长达一千六七百字。

　　三、坚持标准，分门别类，有条不紊，一丝不苟。记载人物，凡以劳定国、以死勤事、以道开来，以惠及民之体用兼备者立列传，以弁志首。如兴化三阁老：高谷、李春芳、吴甡。其他则循名核实，彰其所长，不弃涓滴，分款隶人。如任大椿虽曾官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陕西道监察御史，然工文辞，后治经，长于《礼》，为著名经学家，故于儒林立传。陆西星为黄冠羽客，然长于文，为著名文学家，故不于仙释而于文苑立传。若有片长，亦皆节取。如张襄、徐庆升虽皆为庠生，然工书，亦于文苑附录载之。

　　四、评价人物，精确允当，恰如其分。如明末清初兴化著名诗人李沂，于诗坛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甚大，纂修者称其“深入盛唐之室。江淮南北数十年，言诗派者以阳山为正，而阳山之诗醇雅典则，以沂为依归”（《人物志·隐逸·李沂》）。

　　五、考证精确，能匡府志之谬。如记清代画家禹之鼎，“府志作江都人，实邑人也”（《文苑附录·禹之鼎》）。按《陇西堂禹氏族谱》载：元末明初，禹氏从苏州阊门迁兴化禹庄，顺治四年禹之鼎诞生于此。又如《古迹·步月台》：“植双桂于其侧，阿志桂误桧。”

　　六、纂修时资料丰富，上可参阅《大清一统志》、《江南通志》、《嘉庆扬州府志》等，下可参阅私修史志、史料专著、笔记小品、簿书文牍等。远可参阅《胡志》、《欧志》、《张志》，近可参阅薛氏志稿及龚令、王令初拟之纲目，足资借鉴，可谓集大成的富赡之作。

　　七、纂修者多载笔高人。如刘熙载字伯简，号融斋，道光二十四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北江汉书院主讲、国子监司业、广东学政、上海龙门书院山长，著有《艺概》等，系清代著名学者、朴学大师、杰出的文艺批评家、美学家。陈广德字茂亭，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户部主事，致仕后任兴化文正书院山长，曾应《水浒》作者施耐庵第十四世裔孙施埁所请，撰《施氏族谱序》，著有《蕉根集》。郑銮字子砚，郑板桥从孙，嘉庆十二年举人，历任吴川、宜阳、鲁山知县，著有《古文》、《岭海集》、《梁园集》、《鲁山集》等。还有袁青绶，薛树声、李福祚、李祓等皆饱学耆儒，著述甚丰。由于纂修者阵容整齐，游刃有余，《梁志》堪称兴化明清志书中压卷之作。

　　兴化虽为蕞尔小邑，僻处一隅，然贤令辈出，凡博雅君子为父母官，必先入境问俗，查询志书佳恶，久废者则倡修之。历代方志纂修者不乏学苑泰斗，文坛巨擘，因而琳琅满目，蔚为大观，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胡、欧、张、梁前赴后继，主修邑志，功不可没，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