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鄄城蒙古苏氏考

2013-5-5 18:20| 发布者: admin| 查看数: 665| 评论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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鄄城蒙古苏氏考 (2008-10-13 21:10:06)

标签：杂谈

鄄城蒙古苏氏考

波•少布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历经朝代更迭、社会变迁之后，在今山东鄄城县居住着一支自称元裔的苏氏蒙古人（大约有二万人口）。笔者于1995年9月下旬曾赴该县梁屯乡蒙古苏氏聚居地苏老家村、北王召村进行了实地考察。期间，对苏氏蒙古人的村舍建筑、习俗风情、碑铭古迹、图像谱牒、志书资料等进行了深入了解和初步的社会调查。现根据调查情况，对鄄城蒙古苏氏作一简要考证。望同行读者赐教。

一、史志有载

在鄄城县苏老家村，当地苏姓村民均自称为蒙古苏氏。这从他们供奉的祖宗龙牌上可以看出：“始祖苏氏元朝义王讳克明字进迪号钢锸公暨赵郑太君之神主”，显然，始祖苏克明系元朝义王和尚，即元威顺王宽彻普化之季子，属蒙古孛尔只斤氏。和尚是元季朝廷所封的唯一的义王。和尚处在元末明初的战乱年代。于1368年8月，元朝崩溃前夕，携家眷遁至山东，易名更姓，沿袭至今，这是一个传奇般的历史过程。

考义王和尚一名，系蒙古语音译词，并非佛教僧俗称谓的“和尚”。由于翻译不准确，后人很难理解其含义。这种情况在《元史》中屡见不鲜。《元史》开篇称：“太祖法天启远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1实际上是把“姓乞牙惕氏”错误的译成了“奇渥温氏”。同样，在《元史》中把义王和尚的父亲“浩民其布哈”译成了“宽彻普化”2，此类误译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不过音译的失误不会使史料失真。

义王和尚是元朝蒙古贵族，皇室成员，元世祖忽必烈的玄孙。3和尚的曾祖父脱欢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于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封为镇南王，世袭罔替，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毙；和尚的祖父老章是脱欢的长子，1301年袭镇南王，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知枢密院事，至正十二年（1352）晋金紫光禄大夫，至正二十一年“诏加……太傅、和宁王”，4镇南王由其长子脱不花承袭；和尚之父宽彻普化是老章次子，于元泰定三年（1326）封为威顺王。宽彻普化有六子：长子别帖木儿，次子答贴木尔，三子报恩奴，四子接待奴，五子佛家奴，和尚是他的六子。关于和尚，在《曹州府志》中说他官“至兵部侍郎”，5应是正四品；在《元史》中说他在宫廷中任顺帝妥欢帖睦儿的侍从，常与顺帝共行，护其左右，至正二十四年（1364）中书右丞相孛罗帖木儿，总握国柄，欺君虐帝，和尚心忿而言于帝，受帝密旨“与儒士徐士本谋，交结勇士上都马、金那海、伯颜达儿、贴古思不花、火你忽都、洪宝宝、黄哈喇八秃、龙从云，阴谋刺孛罗帖木儿。” 6至正二十五年（1365）七月“值秃坚帖木儿遣人来告上都之捷，孛罗帖木儿起入奏，行至延春阁李树下，伯颜达儿自从中奋出，斫孛罗帖木儿，中其脑，上都马及金那海等竞前斫死。”7此事在《庚申外史》中也有记载：“帝欲杀孛罗，与之谋。与谋者六人……”8其中主要参与者是和尚。和尚遂因功被封为义王。

宽彻普化父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元季各地农民起义方兴未艾，元朝政权危在旦夕。宽彻普化被封为威顺王之后，拨付怯薛歹500名，招募亲军1000名，坐镇武昌，遏守湖广。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徐寿辉于湖广行省的蕲春起义（故址今湖北省蕲州），国号天完，建元治平。然后占领黄冈，攻克武昌，宽彻普化弃城而走，长子别帖木儿被徐寿辉部将倪文俊所执。至正十三年（1353）克复武昌，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倪文俊复陷汚阳府。宽彻普化命其三子报恩奴、四子接待奴、五子佛家奴领兵水陆并进，攻打倪文俊，兵至汉川，水浅船不能前行，倪以火焚其船。四子、五子皆遇害，报恩奴自死，宽彻普化走陕西。至正十六年（1356）十二月，倪文俊陷兵州路（故址今湖南省岳阳）袭杀威顺王次子答帖木儿。至此，义王和尚的五个兄长皆死于战乱。

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军开始北伐。义王和尚面对起义军风起云涌、元军节节退败的形式，不得不思之未来。七月，正当明军逼至大都之时，元帝脱欢帖木儿急诏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而以义王和尚佐之，庆童为中书左丞相，同守京城。七月二十八日，帝御清宁殿，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等，开建德门北奔。当京城被破之时，和尚“即先遁，不知所之。”9八月二日，明军攻入京城，淮王帖木儿不花与中书左丞相庆童出齐化门皆战死，国亡。在这紧急关头，和尚遁走不知所向，这不完全是他个人所为，留都监国的淮王帖木儿不花系义王和尚的叔父，当时淮王看到顺帝北奔，将帅反戈、子侄全都战死，唯和尚在自己身边辅佐，眼下明军攻势猛烈，朝廷危在旦夕，与其一起坐以待毙，不如令其侄子远走逃生，或许可以留下一支根苗。所以，淮王即命和尚去僻静之处，拥兵自卫，维持生计。和尚“先遁”在当时是个秘密行动，所以《元史》不可能详记，只记下了“京城将破，即先遁，不知所之”几个字。那么，和尚究竟遁到哪里，史无下文。但是，在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所撰《曹州府志》第二十二卷，载有这样的一段话：“濮州苏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后，至兵部侍郎。”10古濮州，即今鄄城县。由此可见鄄城蒙古苏氏是元朝蒙古之裔，其祖为元廷官宦，级至四品。这是无可置疑的。那么，蒙古孛尔只斤氏的义王和尚，怎么会与苏氏之祖苏克明同为一人呢？这个问题在《郓城县志》中作了回答：“五界首乡苏楼苏氏，原系蒙古，元末明初，其祖四处奔逃，被明军围堵在药材地里，追其姓名，遂指苏子（一种药材），明军信其言，放行，自此姓苏。”11志中所载五界者乡苏楼苏氏，是鄄城蒙古苏氏的长门长支。在《明朝轄下蒙古苏氏在鄄城的发展》12以及《元世祖后裔、镇南王子孙》13等文章中也都反映了这一史实。文章说：义王和尚来到濮州后，收集人马，拥兵自保，听到京都失陷，淮王殉难，和尚晕厥倒地，良久方苏。自此，改称苏姓，起汉名克明，意为死而复苏，克明复国。以上方志及文章所载内容，虽有一定传说性质，但也在一定意义上客观的反映了元末明初战乱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当义王和尚遁入这里时，并非单人独马，而是携家带眷，众人俱行。当时到处是农民起义军，兵荒马乱，免不了要遇到种种周折，在这种情况下将蒙古孛尔只斤氏改为苏氏，实际上这是在战乱中带有的避难色彩的隐姓埋名的一种历史遗迹。元末明初，当时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蒙古人、色目人改汉姓者颇多，并非一户两户，几乎成风。故引起朝廷关注。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诏曰：天生斯民族属姓氏，各有本源，古之圣王尤重之。所以别婚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人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甚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城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14由此可知，当时蒙古人更易汉姓也是有多种原因的。蒙古苏氏改姓氏的传说，在其本族人中童叟皆知，可见这种传说的历史文化含蕴有多深。隐姓埋名这种与当朝相悖的思想行为，不可能载入正史或方志，只能在族中口碑传承而已，所以说蒙古苏氏是义王和尚后裔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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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王和尚何时奔赴鄄城，根据史料，应在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七月丙寅以后（即农历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庚午以前（即农历八月初二），因为元顺帝是于七月丙寅开建德门北奔的，走前面诏淮王任监国，由义王辅佐，因此顺帝离京都前，义王尚在京城。然八月庚午时，明将徐达“陈兵齐化门，填濠登城，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左丞相庆童、平章迭木儿必失、朴赛音不花、右丞相张康伯、御史中丞满川等不降，斩之。”15守京城的元朝中央朝政大员全部被斩，唯没有义王和尚。说明明军入京城时，他已遁走。所以和尚赴鄄城的时间应在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初二这五天之中。和尚选择鄄城隐居一事，需要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条件而论。鄄城在元朝称濮州，轄鄄城、朝城、馆陶、临清、观城、苑县等六县，隶中书省，在大都南。从方位上看，京城以北以西都是顺帝所居之地，如果避之此地，一经发现，那将是违抗皇命，大逆不道。因此，只好南下中原才为安妥。濮州据京城较近，徒隐方便；从地貌上看，濮州土地荒芜，人烟稀少，适宜生存。据明嘉靖六年（1527）所修《濮州志》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户仅一千七百三十四，口仅一万二千七十八。”16，洪武初年濮州领范县、观城、朝城三县，平均一县只有4026口人。而且距元末已有二十三年的时间，可想二十三年前这里人烟更少；从社政上看，濮州曾是山东、河北蒙古军大都督府所在地，17和尚作为兵部侍郎和顺帝的侍从，对这里的情况较为熟悉。再说，农民起义军大多数始于南方。陇蜀王明玉珍在重庆建夏，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建明，徐寿辉在蘄春（湖北蕲州）建天完，张士诚在隆平府（苏州）建周，陈友谅在龙兴路（南昌）建大汉，小明王韩林儿在毫州（安徽毫县）建宋，刘福通在颍州（安徽阜阳）起义。相对，北方的濮州较为安宁，没有受到各路起义军的直接冲击。义王和尚趁朱元璋以应天府为中心西征南进，合力北伐，使山东一带空虚的暂短间隙，在濮州隐姓埋名为苏克明，招募乡兵，实行屯垦，以此作掩护，安居自保，很快成为濮州一大士豪。

二、碑谱鉴证

从史书和方志中我们得知元朝义王和尚来到濮州隐居，且招募乡兵，一方面维持地方秩序，一方面进行屯垦，以军力控制州县，以耕田立业扎根。正如《苏氏族谱》中所称：“高祖府君讳克明，生于元季，上世莫可考者，洪武初占籍于濮，人传闻骁雄勇健，时当草昧，带乘骏持槊以自随卒免于乱，娶郑继赵，生六子，兵戈之后芦苇满目，乃极力恳田，初不下千余亩。子孙至今衣食饶裕皆遗业云。”18族谱中所谓六子，即长子苏和，仲子苏义，叔子苏礼，四子苏顺，五子苏德，季子早亡。苏克明在进行屯垦的同时，又招募了乡兵，并由其次子苏义率兵，在濮州戍城守土，治安平寇。《苏氏族谱》中称：“时成平垦田益广，尝为训科生，州缺署守视篆累月”，描述了苏义曾坐守州衙，临时接任了濮州知州职务数月的这段经历。这样，逐渐得到明朝朝廷的承认。他所领导的乡兵被编为朝廷的正规军。洪武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以苏氏乡军为基础“置平山卫于山东”19，卫属于军画组织，当时平山卫内统于左军都督府，外统于山东都司。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20，而山东都司共八卫，其中就有平山卫、后增至十九卫。濮州之地，洪武二年以州治，治鄄城，邻县三。在行政上隶山东布政使司东昌府。苏克明次子苏义为平山卫第一任指挥使，当在洪武四年。按照明朝的即定政策，卫指挥使应是世袭罔替，但是由于史料匮乏，袭职情况没有明确记载。苏恩是苏义之孙，“苏恩长子苏天民之子苏淞，字子萃，乃是明嘉靖世袭平山卫指挥”21苏恩三子苏天爵“其长支嫡孙苏燧，乃明万历间袭职平山卫指挥”22。在《濮州志》中有“苏燧平山卫指挥、苏淞平山卫指挥”23的记载。看来从苏义始苏氏家族袭平山卫指挥是有据可查，只是苏义之子、孙、曾孙这三代中是否有袭平山卫指挥使之人，不得而知。

鄄城蒙古苏氏居地现存一宗祠，建于明初，座落在北王召。蒙古语称寺庙为“召”，顾名思义，北王召即北王庙，意为从北大都王室徙来的义王之庙。因该庙屡遭黄河水患，几经重建，仍保留了始建时期的建筑风格与特点。宗祠为砖木结构，三合古院，占地约二千平方米正殿三间，门前两侧各有一石狮。堂内画梁雕栋，金柱闪屏。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毕宝啟先生鉴定：“门前石狮一对系明初时物”，“苏氏家祠正堂三间木构梁架系清嘉庆道光时物”24。此外，宗祠院内现存《祖庙碑》两通，落款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碑记中刻有：“原余苏氏始祖讳克明，字进通。公生于元季，明洪武兴，隐居于濮，相传为元室宗派，自来有遣像，瞻其衣冠绅笏，确有足征生平，常持槊自遂，因号钢锸公。”25这与《曹州府志》所云，“濮州苏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后。……其祠堂藏始祖某所用铁槊重百斤。今尚存。”的记载完全吻合。以上史料均可证明苏氏系元室后裔。《曹州府志》修于清乾隆二十一年，这就是说，苏克明所用之槊乾隆年间尚存于祠堂中。笔者在苏老家村考察时，有人曾提供，这杆槊现在仍收藏于苏氏子孙家中，只是没有说出姓名。苏氏宗祠初建时，门上还有一付楹联，为苏克明亲笔提书，上书“基开蒙古有元世”，下书“家传基业占濮阳”。后来苏克明过世后，将其画像供奉于祠堂中，其子孙为之又增书一付楹联：“昔实元朝君亲，今为苏氏始祖”。这些对联中，反映了苏氏是蒙古元裔之实。

苏氏宗祠中挂有义王和尚即苏克明的巨幅画像一轴，据传，这幅画像是明初人所绘，距今已有600多年，由于保存条件的局限，画像已变黄、多处断裂，不能悬挂了。仔细观察苏克明的画像，不难看出画像既有元代的历史遗迹，又有明代的现实风彩。这幅画像是一帧苏克明全身、立姿像，头戴五梁冠，额前有玉博山，身着右衽盘领绯袍，衬以白中单，宽袖青缘，白带黄绶，玉佩珠饰，手执象笏，足登白腰云头兰靴。这与苏克明所处的时代及其所任职务基本相符。元代的冠服，大抵承袭了宋代形制。《元史•典服志》载：“百官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佑衽。一品紫，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径二寸。无枝叶。四品、五品小杂花，径一寸五分。26宋代朝服，上身用朱衣，下身系朱裳，即是穿绯色罗的袍和裙，里面衬以白花罗的中单。这种服饰，以官职大小而有所不同，六品官以下就没有中单。”27“五梁冠为左右散骑常侍至殿中少府将作监所戴，宋代着绯袍者用象牙笏。”28这些记载除元代的公服颜色外，其它与画像完全相符。苏克明在朝时，是兵部侍郎，后为元顺帝的侍从，官至四品，与宋代戴五梁冠的常侍是同一级别。他所着绯袍衬以白中单，与他的四品官级完全适合。如果他是六品以下就没有白中单了。同时，这些又与明代的朝廷公服形制“衣用盘领右衽袍，袖宽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29的记载也完全吻合。画像上所绘之靴以及玉佩珠绶更是典型的元代服饰。其它各朝公服都是白袜青履，玉佩锦绶，着靴只垂珠绶的实为罕见。所以，这幅画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多地显示了元代的历史风貌。同时也有明代的文化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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鄄城蒙古苏氏还珍藏一部族谱。这部《苏氏族谱》成书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后于民国十四年（1925）重修。族谱对族史、世系、公业等情况都作了详细的记载。苏氏乃是官宦之家，各代都有当朝之官或著名人士。始祖苏克明为元朝义王；二世苏义署濮州知州从五品、平山卫指挥使，正三品；三世苏亮赠尚书，“性和易，好施予，尤尊释氏之教，家颇厚产，积开元钱铸大土像，以常稔田二百亩瞻僧之需……人呼之为菩萨公。”；四世苏恩，赠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后加赠为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五世苏祐，是苏门参政最高人物，嘉靖五年进士，初广东道监察御史，巡抚保定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刑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宣大总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都察院右都御史，最后官至兵部尚书，正二品；五世苏纯，以贡生做大程县县尉，升洧川知县，正七品；五世苏琦，以贡生做潞州判官，从七品；六世苏淞，平山卫指挥使，正三品；六世苏守毅，以举人出仕升易州知州，从五品；六世苏濂，鸿胪寺署丞，后升为光禄寺署正，从六品；六世苏潢，河南布政使都事，从七品；六世苏湖，以贡生做鸿胪寺署丞，正九品；六世苏池。以贡生做武刚州吏目，从九品；七世苏燧，平山卫指挥使，正三品；八世苏光泰，进士，通政大夫，河南布政使，从二品；九世苏述，陕西巡按，浙江道监察御史，正七品。明朝中后期，蒙古苏氏出仕做官者比比皆是，族谱记载颇多，不赘述。

苏老家村，现存各朝碑石九通于田野，其碑文均与蒙古苏氏历史有关。在宗祠院内正殿门两侧各有一通，左侧碑额篆刻前“祖庙碑”三字，碑铭主要记述苏氏始祖的由来、祖庙的规模以及兴修宗祠的经过。碑曰：“苏氏始祖讳克明，字进迪，公生于元季，明洪武兴，隐居于濮，相传为元室宗派。”同时还刻有“自咸丰五年被河水淤没，此后虽权修筑而规模宏。至同治元年障东堤成，越光绪十八年合族公议重修。”30门右侧碑，主要刻记祖庙的历史。碑中云：“吾族祖庙建于北王召，由前明迄今三百余年，况数经兵燹又经河淤，构落阶荒，议修久矣。……今岁逢秋尝，少长感德，思勒诸石，以垂久远。”31以上两通碑均刻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在临北王召村街道，有一通“蒙古苏氏历史纪念碑”，碑身高悬，碑冠雕有一匹腾空而起的骏马，碑文共16行899个字，对蒙古苏氏源流作了详尽的考证。北王召村还有一座“御史牌坊”，是为苏氏九世孙苏述所建。苏述于明泰昌元年（1620）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天启元年（1621）任陕西巡按，天启二年届满，回京后复命去云贵犒赏边军。朝廷为褒奖其功，耗巨资为他修了这座牌坊，并加封为资政大夫，在牌坊横梁的石板上，镂有“陕西巡抚浙江道监察御史进士苏述”十五个大字，横梁正中立书“圣旨”二字，极为气魄。1937年地震，全部落地，因保护不佳，现已埋于地下。在宗祠东侧还有一通“司马桥记”石碑。这是苏氏八世孙苏光耀及张宅、李盈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所立，由苏光泰撰文，主要刻记着蒙古苏氏与汉族李氏、张氏和睦相处、兴办公益事业，为后人造福的事迹。铭曰：“桥圮力泄，士民罔利，四善作虔，思为永济，石梁甫构，沅有科第，居者获宁，行者弗滞，帝者遐昌，鸿功茂绩，司马名桥，因垂万祺。”32除上述五座碑铭外，尚有四通墓碑。苏氏始祖墓，座落于苏老家村西，鄄城县园艺一场二队苹果园内。碑正中楷书：“大明故始祖苏氏讳克明钢锸公府君之墓”十七字，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清明日由五世孙苏祐所立。苏氏四世孙苏恩墓有一石雕群，座落于苏老家村东南一华里处。墓两侧有石人、石马、石羊，碑前有石供桌、石香炉。碑正中书：“明诰赠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苏公讳恩字君宠府君夫人周王太君之墓”，右上刻文“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左下书：“庠生西安府荻港驿丞男天民天泽天爵天禄、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进士立石，中华民国十一年春重修。”看来嘉靖三十二的碑石已残，这个碑是重新修复的。在此碑正前方，还有一座朝廷所赐的“诰命碑”。碑冠顶端有二龙吸珠石雕，珠下是篆书“奉而诰命”四个字。苏恩是明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苏祐之父，因苏祐之功勋，特嘉奖其父母。碑文曰：“对累赠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苏恩……兹特加赠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二品之秩。懋渥惟崇，式垂不朽。”碑石落款为嘉靖三十三年二月。但在《苏氏族谱》中载为“嘉靖三十二年是十二月十二日”，与此碑刻相左。在苏恩墓碑右侧有其长子苏天民墓碑一通。碑正中楷书：“明庠生乡正苏公讳天民字字先觉府君之墓”，左书“平山卫指挥男淞立石”，这与《濮州志》“苏淞为平山卫指挥使”的记载完全相符。上述诸碑铭，字里行间对蒙古苏氏的历史，成为确切的佐证，而且也是研究元末及明初中期蒙古史的重要资料。

三、习俗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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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是衡量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民俗活动中，既表现民族传承行为，又表现民族心理状态。一个民族的古远的风俗习惯，带有一定的继承性与嬗变性；甚至对已被淘汰的风俗也有朦胧的记忆。鄄城蒙古苏氏的历史渊源距今虽已有六百余年，且居住在汉文化较为发达的黄河流域的齐鲁大地，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但是在他们的心理上，蒙古风俗仍占有重要位置。现在，尽管他们着短衣、食粮薯、说汉语、学汉字，但这些都是表层文化，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仍具有蒙古文化的特质。他们代代无声无息的传承着那些最古老、最有代表性的蒙古民俗。笔者将在鄄城考察的情况作一简要的介绍。

1、“冶铁祭祖”这一古老传说，仍在这里无声的传承着。相传，几千年前，蒙古人遁入额尔古纳—衮，繁衍生息，氏族支出，最后冶铁出山，徙入草原，成为北方闻名于世的游牧民族。后人为了纪念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族迁徙，每当过年时，蒙古人都要合家作一次冶铁出山的表演，以示纪念。鉴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一般都是在除夕午夜，燃一堆篝火，旁边放一铁砧，然后将铁条放入篝火中烧红，拿出来放在铁砧上用铁锤锻打，象征性的祭祀祖先的迁徙。与此同时，举家守火，并向西北方向叩头。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冶铁祭祖”的仪式，逐渐演变为只拢一堆篝火，向火献酒、献肉、献奶、叩头，以代替远古的冶铁。蒙古人是游牧民族，古代时实行草木纪年，历法是以自然现象作为依据，每当草青、草枯一次作为一年，因此，秋八月二十八日为过年，九月为正月。传说蒙古人出山走向草原也是这一天，所以都在过年这一天进行“冶铁祭祖”。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实行汉法，随汉制将过年移至十二月末了。鄄城蒙古苏氏，对这一习俗沿袭至今，每年除夕，在祖宗牌位前，生篝火，献酒、献肉、献香、献糕，然后举家叩头，行祭祖礼。虽然“冶铁”这一形式已消失，但拢火致祭这一仪式仍在继承着。民俗，就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蒙古草原地区，按照牧业生产状况，祭祖时要献奶食品，肉食品，而鄄城地区，他们按照农业生产状况，祭祖时献香，献面食品、糕点等。祭物虽有异，但其形式与意义却相同。这与汉族祭祖显然是有一定区别的。

2、“代代口代所属部落氏族”，这是蒙古人无文字时期最重要的习俗之一。蒙古族部落庞杂，支系繁多，加之十三世纪中叶以前没有文字，对自己家族部落支系不能记载，因此采用口传的方式，使后代知道自己所属部落支系。波斯蒙古史学家拉施特在他所著《史集》中也曾着重说明蒙古人有口传自己族属的习惯。确实，在蒙古族地区，自己属于哪个部落，童叟皆知，尤其远离草原的蒙古人，更为重视对后代的传授。鄄城地区的蒙古人，也继续了这一习俗，尽管他们所居之处，周围村落几乎全是汉族，日常接触的全是汉文化，但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蒙古人，是元朝皇族的后裔，包括那些正在学校读书的儿童。一个人的民族心理素质，是任何东西也取代不了的。这是积淀最深的一种文化现象。

3、“实行族外婚制”也是蒙古族的古老婚俗。同部落不通婚，实行族外婚制，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在蒙古社会，有专门相互通婚的部落，绝对禁止同部落氏族内通婚。鄄城的蒙古族一直在恪守这一原则，祖辈相传，沿袭至今。如住在菏泽市黄镇乡王桥村的千余王姓蒙古，虽不姓苏，但其祖先是蒙古苏氏的后裔，所以，他们与蒙古苏氏家族从不通婚。

4、祭祀敖包，是草原蒙古人最信仰的一种习俗。蒙古族最初把敖包作为地方保护神来祭祀，后来逐渐演化为祭天、祭地、祭祖先的象征。元末明初时，鄄城蒙古苏氏仍有这种习俗，后来在农业文化的熏陶下这种信仰淡化了，但是人们仍有记忆。在苏老家村北有一高地，正月里人们常到那里去自右向左，按顺时针方向转圈。事实上，这种方式就是历史上曾经信仰过的转敖包习俗的演化。近年，苏老家的群众在这里重新垒石建起敖包，并进行祭祀。这说明民族的风俗习惯是根深蒂固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会自行泯灭的。

5、九九吉祥节，这是蒙古人古老传统佳节。农历九月初九，俗称重九，九为阳，所以也称重阳。蒙古族历来把“九”作为吉数，送礼要赠九物，祭祀要做九叩，择时要选九日，一切事物以九为吉。“九”在自然数中又是最大的数，所以重九就更大了。因此，蒙古人把九月九日做为吉祥节。过吉祥节，要摆九九八十一道菜肴的宴席，最低也要摆九道菜，或摆二九、三九……根据生活条件以此类推。同时，相互赠送“九九礼品”以示纪念。在鄄城蒙古人中，仍然流传着这种习俗，尽管欢度的形式变了，但是到了九月九日还是要过这个节的。不过由于长期在汉族地区居住，吉祥节的内容正在向汉族文化过渡，如九月初九赏菊、佩戴茱萸、登山、吃米糕等等，这都是汉族过重阳节的内容。吉祥节与重阳节虽在同一天，但是蒙古族和汉族过节的内容却不相同，汉族突出时令特点，而蒙古族突出一个“吉”字。

6、禁忌过仲秋节。蒙古人不过八月十五仲秋节，是因为历史上有“八月十五杀鞑子”之说，所以都忌讳过这一节日。鄄城地区蒙古族也是如此。他们虽然也买月饼，并在亲戚之间相互赠送，但不祭月，纯属“入乡随俗”之例。在他们的观念中，八月十五是杀鞑子之日，所以不庆贺，这与蒙古人们传统意识是一致的。

7、生诞标志。蒙古族人家妇女分娩后，要在蒙古包或房门挂一标志，生男婴挂一个小弓箭，意为长大了精武善猎；生女婴挂一个红布条，意为成年后心灵手巧。在鄄城蒙古族中，现在还有这种遗俗，不过已不像草原地区的蒙古族那样完整。他们家中有妇女生孩子后，不论生男生女，门上都挂红布以示吉祥。这个风俗已经演化到只区分生诞，而不区分男女性别的程度，这也是蒙古生诞习俗的嬗变。

8、房门朝向。蒙古人在历史上主要住穹庐毡帐，俗称蒙古包。因为他是敬天敬日的民族，所以蒙古包的门都朝向日出方向，即向东或向东南。后来农区蒙古族的房舍也根据古老的传统，门向均朝东或东南。这种习俗在鄄城蒙古族中仍有保留，尽管他们住的都是青砖瓦房，四合大院，但他们的房门仍然遵循古俗，门向朝东者颇多。尤其宗祠的广廊门自古以来就朝东。

9、“图勒失邻”习俗。图勒失邻是蒙古语，意为“烧饭”，烧饭之俗源于契丹人，即人死后，过清明或其它节时，在坟地前或村路口，拢一堆篝火，向火中献各种食品、烟酒糖茶、布条、黄纸、冥钞等，以火焚之并向故人祷告，这就是图勒失邻。蒙古人继承了契丹人这一习俗。鄄城蒙古族中也保存了这种传统文化，他们为故人烧饭时，也随之烧些其它祭品，以示祭奠，实为异曲同工。

综上，对鄄城蒙古族从历史、文物、习俗三方面作了简要考证。由于资料匮乏，水平所限，所论之题疏漏颇多，望同行读者赐教。

1《元史》卷1，1页，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

2《元史》卷3，667页

3《元史》卷107，2726页《宗室世系表》中记为和尚是忽必烈玄孙；但《元史》卷117，2910页《宽彻普化传》以及《蒙古世系》23页均认为和尚是忽必烈曾孙。

4《元史》卷46，957页，《本记46•顺帝9》

510《曹州府志》卷22，760页

69《元史》卷117，2911页、2912页。

7《元史》卷207，4604页

8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13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1《郓城县志》第三编111页，齐鲁书社出版。

122122鲁夫：《明朝轄下蒙古苏氏在鄄城的发展》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第95页

13苏德彪：《元世祖后裔、镇南王子孙》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4期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