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回族族谱是我国回族家族史的记录,是我国回族史学研究的重要史料。本文通过细致的分析,对广西回族族谱的收集、整理情况,回族族谱的类型、特征及史料价值作了全面的论述。
关键词:回族族谱;宗法制度;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Ｋ820.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2-0586(2001)0025-07
回族的族谱,历来被历史学者所看重,认为是民族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早在50年代,白寿彝先生就与马寿千先生合作,运用泉州回族提供的族谱资料,撰写过《几种回回家谱中所反映的历史问题》的论文。白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家谱是社会史料的一部分。通过各种家谱的研究,可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家族制度的形态、性质,及其在社会史上的作用。”“具体到回族人的各家家谱,因为回族史的资料缺乏,可以作较多的利用,有时可以提供某些重要历史问题的线索”[1](Ｐ169),从而阐明了族谱在回族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们在从事广西地方回族史的研究过程中,也十分重视回族族谱的收集和整理。下面,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对广西回族族谱的有关问题作初步的研究。
一、广西回族族谱的收集整理概况
回族是广西世居的11个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桂林市及其周围的临桂、灵川、永福、平乐、鹿寨等县,其余分布在柳州、南宁、百色等城市中,总人口大约3万余人。全区有大约20座清真寺,也大部分集中在桂林市和临桂县(各有5座)。现存清真寺中,历史最早的可能是临桂县旧村清真寺,始建于明代,其余清真寺大多建于清代。关于广西回族族谱的收集,据我们了解,最早大约是在20世纪的40年代。当时,由于日寇侵略我国,北方领土大多沦陷,大批回回人士南迁,其中一部分迁到当时的大后方桂林。著名的成达师范也于这一时期迁到桂林复课。这当中,白寿彝先生也在其中。白先生是我国回族史学研究的先驱之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只要有可能,都不放弃收集回族史料的机会,在广西是这样,在云南更是这样,表现出他对回族史学研究的挚爱之情。在广西,他收集资料,撰写了《柳州伊斯兰与马雄》的论文。在文章中,白先生提到桂林回族《白姓族谱》,即白崇禧家族的族谱。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
关于广西回族族谱的记载。在此之前,成达师范的学生曾经对桂林及其周围的回族人口进行过一次调查,也发表过一些文章,如马全仁的《广西的穆斯林》、贾援的《潜经村传教始末》等,但未见到关于回回族谱的记载,这或许是由于他们主要是从事回族人口的调查,而他们的时间又特别的匆忙的缘故。
建国以后,大约在1958年,为了了解广西回族的
收稿日期:2001-04-17作者简介:翁乾麟(1951-),男(回族),广西临桂人,广西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广西地方回族史研究。基本情况,广西省民委组织了一次广西回族的调查,形成了几个比较正式的调查报告,它们是《广西回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桂林市民族路回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临桂县回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其中《广西回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是后两个材料的综合。这几个材料都没有正式印刷,手写稿今存于广西民族研究所。这几份材料都没有提到回族的族谱问题,相反,在讲到回族的来源时,引用的是不确切的口碑资料。在此以前,广西省委统战部曾对南宁回族进行过一次调查,文章也很系统,但对南宁回族的族谱也没有提到。
有意识的收集广西回族的族谱应该说是始于80年代。这一时期,广西兴起修志热潮,当时笔者尚在广西民族研究所工作。作为全所惟一一位回族科研人员,笔者受命编写《广西通志·民族志》,于是开始到桂林、柳州等地系统收集回族史料。最先看到的回族族谱是《白氏族谱》。这是由原广西区民政厅厅长白先经先生收藏的。他将这份族谱拿给我看,要我写一篇文章介绍这个族谱。这是一个长长的卷轴式的族谱,长约2米,宽约1米多。据白先经先生说,这个族谱是他在民委工作时到桂林潜经村调查时收集的,谱主叫白贵芬,成达师范毕业。原谱是一张已近乎腐朽的族谱,带回南宁以后,他请人将此谱作了裱贴,才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广西回族〈白氏族谱〉琐谈》,发表在内部刊物《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八辑上。本来,《白氏族谱》拟作为“附件”放在文章后面的,族谱也已印好,但印刷厂的工人大意,没有装订上,所以后来刊物上就只有文章而没有了族谱。后来,在回桂林调查时,我又从我的一位同宗处收集到一份大体完整但又不太完整的《翁氏宗谱》。在此之前,还收集到一份《傅氏宗谱》。这是我收集到的最早的3份回族族谱。1995年,原广西区政协副主席马明龙先生出面组织编写《广西回族历史与文化》一书,我参与其事。这年的10月,我们到桂林进行了为期十多天的调查。我们广泛地调查了桂林市及周围的县,又收集到了好几种族谱。令我们十分感动的是,当地的回族群众知道我们是要为本民族编史,都十分的激动,他们主动地把珍藏的族谱拿出来供我们使用。也有的回族群众担心我们把他们的族谱搞坏,而不肯借给我们。如在灵川县的大圩镇,我们见到一份《马氏宗谱》,谱主同意我们在当地看,但不同意我们带回桂林复印(当地没有条件复印),后来马明龙副主席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说了一些我们回族人才能心领神会的经堂语,如“不还就得不到口唤”之类的话,群众才借给我们。后来,我们带回桂林进行复印后,第二天又专程送回大圩还给他们。回南宁以后,我们又陆陆续续地收集到了几份回族族谱,如《杨氏宗谱》、《苏氏宗谱》等。
目前,我们收集到的回族族谱大体情况如下:
《白氏族谱》,首刊于明永乐十六年(1419年),以后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4年)、明万历四十五年(1618年)、清顺治十一年(1655年)、康熙三十九年(1701年)、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嘉庆十八年(1814年)、嘉庆十五年(1821年)、同治八年(1874年)八次刊录。原件现存于广西区政协外事委白先经先生处。
《桂林马氏宗谱》,修于清乾隆癸丑年(1793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以及1992年多次重修。原件存于灵川县大圩镇马荣生先生处。
《桂林(忠恕堂)马氏支谱》,道光十五年(1835年)修。原件存于桂林市马正威先生处。
《(顺一堂)马氏支谱》,修于清同治初年(1862年)。原件存于南宁市马骏驷先生处。
《桂林马氏宗谱》(古里马),原件存于桂林马慧敏女士处。
《傅氏宗谱》,民国27年(1938年)怀德堂族众编订。原件存于桂林市傅任勇及临桂县六塘镇傅祖先生处。
《司马氏宗谱》,道光七年(1827年)修,同治七年(1868年)、民国20年(1932年)重修。原件存于宜州民族师范马明芳女士处。
《翁氏宗谱》,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民国23年(1934年)印。原件存于临桂县六塘镇翁小元先生处。
《李氏宗谱》,修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修。原件存于灵川县大圩镇李光璞先生处。
《杨氏宗谱》,民国7年(1918年)修。原件存于南宁市伊协杨普珊女士处。
《宋氏宗谱》,清乾隆辛未年(1751年)修,光绪壬辰年(1892年)增修。原件存于南宁市广西区政协宋光诩先生处。《宋氏宗谱》的另一版本存于临桂县宋存举先生处。
《鹿寨海氏族谱》,该谱修于1989年。原件存于桂林市第一粮库海万忠先生处。
《萨氏宗谱》,原件存于永福县。
《苏氏宗谱》,原件存于南宁市伊协苏梦庄女士处。
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已经了解到有、但尚未能复印的族谱,如永福县罗锦镇《章氏宗谱》、百色市《蔡氏宗谱》,不在此列。
从上面介绍的情况看,广西回族的族谱是不少的。这些族谱是我们研究广西回族历史的宝贵资料。
二、广西回族族谱的类型及内容
广西回族的族谱,如果按形式言,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表式的。目前见到的只有一份,即《白氏族谱》。这份族谱,如前所述,1939年底白寿彝先生在广西收集资料撰写的《柳州伊斯兰与马雄》一文中曾经提到。而这里所说的“白氏”,是广西乃至我国回族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家族,即白崇禧家族,在广西回族中,是人口最多的一个家族。其始祖是元代回回著名诗人伯笃鲁丁,史书记载:“伯笃鲁丁,字至道,答失蛮人,进士,至元三年任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副使。”[2]《白氏族谱》始修于明永乐十六年(1419年),其后,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4年)、明万历四十五年(1618年)、清顺治十一年(1655年)、康熙三十九年(1701年)、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嘉庆二十五年(1812年)、同治八年(1869年)、民国22年(1933年)又9次刊录。1988年10月,笔者回桂林调查广西回族历史,在鹿寨县曾见到《白氏族谱》的另一个版本《白氏支谱》的片断,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孟春月刊订,署“燕诒堂藏板”。《白氏族谱》比较简明地记载了白氏宗族从始祖伯笃鲁丁到第十几代孙的世系,以及后裔的迁徙情况,中间并无间断,这种能够把自己的血统直接地追溯到元代回回人的族谱,在笔者所能见到的范围内,除云南赛典赤家族外,在我国回族中并不多见。另据笔者所知,近年来,白氏第十七代孙继云又对《白氏族谱》进行了重修,新修的《白氏族谱》册式,在内容上,主要是附录了《白氏支谱》的“序”,同时增加了白氏后人的一些传略,如《十五世祖榕华公生平事迹》、《十八世孙白志苍的生平事迹》等,以及文献上登录的有关始祖伯笃鲁丁的一些诗文、记述等。另有白氏后人整理的《十九世孙崇禧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领导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文章,附在族谱的后面。这些资料对于研究白姓回族的家族史也很有意义。
另一类是册式。这类族谱比较多,主要有:(1)《桂林马氏宗谱》(俗称“池头马”,池头为地名,位于今广西临桂县四塘乡),有旧谱、新谱,旧谱最早修于清乾隆癸丑年(1793年),以后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多次重修。修谱人马巽。新谱修于1992年;(2)《桂林(忠恕堂)马氏支谱》,马锡恩修,创修年月因族谱残缺失记,道光十五年(1835年)重修;(3)《(顺一堂)马氏支谱》(成都马),修于清同治初年(1862年);《桂林马氏宗谱》(古里马),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修,道光十一年(1831年)重修,现谱为1996年修;(4)《张氏族谱》,清康熙己巳年(1689年)张星灼修,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嘉庆四年(1799年)、同治六年(1867年)重修;(5)《傅氏宗谱》,民国27年(1938年)怀德堂族众编订;(6)《司马氏宗谱》,道光七年(1827年)修,同治七年(1868年)、民国20年(1931)年重修,修谱人司马成玉;(7)《翁氏宗谱》,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修谱人翁健、翁善勤,民国23年(1934年)印;(8)《李氏宗谱》,初修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修,修谱人为李姓三世孙李文涛,重修人李柱勋,字南屏;(9)《杨氏宗谱》,民国7年(1918年)修。《宋氏宗谱》,清乾隆辛未年(1751年)修,光绪壬辰年(1892年)增修;等。册式族谱比较完整的是《傅氏宗谱》、《翁氏宗谱》、《宋氏宗谱》、《两广萨姓族谱》、《李氏宗谱》等。之所以说它们比较完整,是因为它们除了一般族谱都有的内容外,其它方面的内容也比较齐备。比如《傅氏宗谱》、《翁氏宗谱》附有比较完整的族规、族训。《李氏宗谱》、《两广萨姓族谱》除了详尽地介绍了宗族的来源、族人的入仕情况之外,还有一些附件,比如《司马氏宗谱》在其宗谱后附有8幅图,分别绘有有关祖先的坟茔,清真寺的位置;《两广萨氏宗谱》有不少的照片,包括香港萨姓回族人的照片。这些都是很宝贵的资料,对于人们了解这些家族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另外,从掌握的情况看,册式族谱大部分修于清代,年代晚于表式族谱。
广西回族族谱,就大多数族谱而言,一般都分为“序言”、“族规族训”、“世系表”(“世系图”)三个部分。
(一)序文。广西回族族谱,除少数族谱如《苏氏族谱》外,绝大多数都有序文。序文或“叙文”的多少、详略不一,大体视族人文化程度的高低以及修谱时间的长短而定。1995年我们收集到的一份《张氏族谱》(油印本),虽然内容比较简单,而且是手刻本,但却有8个“序”,作序的时间跨度从清顺治戊戌年(1658年)至同治六年(1867年),长达220年;另有一份《桂林马氏宗谱》(池头马)有14个序。作序的时间从清乾隆年间至民国29年,该谱之所以序多,一个原因是一次修谱即有多人作序,比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那次修谱即有7人作序。有的族谱的“序”是请外族人写的,如《马氏宗谱》(宛平马)系请象州郑献甫所写,此人在广西是一个名绅,一些学者认为他是壮族。
族谱的“序文”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论述族谱的性质及功能。《桂林马氏族谱》云:“尝闻水有源而滔滔不竭,木有本而欣欣向荣,至于人岂独无本而能绵绵相继乎。既有本而不思报之者,非也。”同谱的另一个“序”也说:“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史以记事,谱以志代、昭信、纪实、敦本、笃亲,凡以知其所以来也。”《张氏族谱》也说:“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以义断谱,以情联史,载事凡得失、治乱、兴衰,纤纪之,用垂劝戒天下万世之物也。”这清楚地说明,族谱即家族的历史,而族谱的作用即追本溯源,维护宗族的秩序。(2)论述宗族的来源。《白氏族谱》开宗明义地介绍了白姓回族的来源,指出:“吾族始祖伯笃鲁丁系元朝进士,原籍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民,住居水西门外内桥湾。公于至元二年以廉访副使莅任西粤,迨后致仕回籍,坟葬金陵南门外,地名夏家凹。公之次孙设法龄,官名伯龄于明洪武十三年游宦部属,分发出京,又经莅任粤西。龄偕兄清北秀等仍随入粤,因而落籍桂林。唯永秀公后代繁昌,更伯为白,而白氏之流传自兹始矣。”《李氏宗谱》云:“尝思木有本而水有源,吾人溯祖追宗即以明木本水源之义也。始祖永健公系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民籍,康熙间携眷至湖南衡州府贸易,不意始祖母姚太君在彼身故,随葬于铁炉门外对河清真寺侧众地。数年,继祖母杨太君暨其子来粤西择居,省垣(指今桂林市,翁注)人地两宜,遂落业焉。”其它如《马氏宗谱》、《翁氏宗谱》、《宋氏宗谱》等也莫不具有这方面的内容。这些记述对于后人研究回族的来源具有重要的价值。(3)记述族人修谱的历史,谱书的结构,修谱的方法,修谱凡例,以及修谱人作出的贡献,等。
(二)家训、家规。比较正规的族谱都有族规、族训,或家规、家训。《傅氏宗谱》和《翁氏宗谱》都有十条以上。最完整的是《翁氏宗谱》,内容涉及祭祀、守法、敦宗、睦族、正名、顾本、立业、处世、谨言、慎行、立志、存心、待人、处事、权量、教育等方面。《傅氏宗谱》的十条族规分别是:聚会、值年、储蓄、序派、添丁、教育、扫墓、拜主、敦宗、睦族。这些族规、族训对族内一些重要的宗族活动例如“祭祀”“会族”等作出了规定,其中不少内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比如强调尊老爱幼、敦宗睦族、从小立志,等等。
广西回族的族规、族训,不少内容和儒家伦理有关。比如《傅氏宗谱》规定:“族中尊卑长幼各宜安分,尊长不可凌辱卑幼,卑幼不得违抗忤逆尊长。”《翁氏宗谱》也强调:“吾族自祖宗以来,皆以孝悌忠信、勤俭勤读、公平正直传家,夫孝以事亲,悌以敬长,忠以报国,信以交友。”这些都是典型的儒家思想。但也有不少族规、族训是和伊斯兰教的信仰密切相关,比如《傅氏宗谱》叮嘱后人要拜主,因为“天地万物本乎主,念、礼、斋、课、朝乃主命也”,“念经以明宗教,吾教当行可止之事”等。我们知道,念、礼、斋、课、朝,回族人称为“五功”,是伊斯兰教对每个信仰者的最基本的要求。这方面的内容是汉族的族谱、族规所绝对没有的。
(三)世系。我国的族谱,在形式上有欧体、苏体,欧体横排,每图五栏;苏体上下直排,每图也是只列五世。广西回族族谱的世系多取苏式,即直排式、宝塔式;但也有欧式,所谓“仿欧谱式,叠书五世,凡男女生没年月日、时住、居葬、所生子几人,生女所适、人品事业,并详书之。五世后,复将第五世居第一层详书,递下及于九世,则亦五世,按五世有服之义。世系图表,俱用此法。”[3]也有一些族谱的排列不规范,《白氏族谱》即没有遵守“叠书五世”的规则,而是将十几世的族人,其居住地,用一图全部录下。不少族谱有表,即将族人情形列表记录在册。更多的谱是图、表并存。过去的谱一般只收男性,之所以如此,据说是因为女方出嫁以后会记录在对方的族谱中,如果在父系族谱中收入会出现重复记录现象。这未尝不是一个道理,但就其实质而言,可能更多是与回族家族和汉族一样是以父系家族为主有关。近年重修的谱则多将女性也一并收入。
世系是回族族谱的主要内容,一般都详细地记述了宗族成员的姓名字号、生卒年月、婚姻、子嗣、入仕等方面的情况,在篇幅上占的比重也最大。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我国回族的人口发展、宗族的迁徙也有重要的价值。
三、广西回族族谱的主要特点
(一)和汉族的族谱相比,不少回族的族谱相对而言比较简略。族谱的修撰,在我国汉族的历史上已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据专家介绍,至少在周代,我国已有第一批谱牒出现。汉代、魏晋南北朝,家谱的编写达到极盛。郑樵《通志·氏族志》曰:“自隋唐以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但由于战争等原因,汉晋时期的家谱早已荡然无存。唐代,家谱仍为官修。至宋代,家谱转为私家修撰,欧阳修、苏洵成为修谱大家,并创造了自己的谱系。元明清时期,统治阶级认为修谱可以“笃宗族以昭雍睦”,私家修谱之风更是长盛不衰[4](Ｐ51-80)。由于汉族修谱的历史十分悠久,所以汉族的族谱体例早已十分完善,其方法也达到十分精到的地步,规模也很大。据资料介绍,江苏江阴《徐氏族谱》(又称《民谱》)长达五十二册,五十九卷,内容包括序、世系表、像赞、行述、墓图、题赠、先世小传、家集,等等[5]。笔者所见到的几部新修的汉族族谱,规模也非常的大。比如,最近由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庾裕良先生编辑的《庾氏志》(赣粤湘桂卷),长达1100多页,150多万字。另一份汉族族谱《经氏宗谱》也长达七八十万字。与之相比,广西回族的族谱明显比较简陋。比如1988年10月,笔者在临桂县五通镇作回族调查,见到一份《王氏宗谱》,前后只有一页,只是简单写明宗族成员的世系,既无前言,也无传记、族规族训之类。据谱主对笔者说,王姓原籍湖南,迁到广西仅数代,其叔王卫民民国时期为桂林市八角塘清真寺著名阿訇。1999年8月,笔者在百色进行调查,见到一份《蔡氏族谱》(手抄本),也只是说明蔡姓回族来源于广东,及简单排列世系,其余一概没有。当然,也有几份族谱比较完整,如《桂林马氏宗谱》、《傅氏宗谱》、《翁氏宗谱》、《宋氏宗谱》等,但即使是这些比较完整的族谱,和前述的几种汉族族谱比较,也是无法相比的。一些回族族谱的简单,除了反映出这些家族的历史比较短的事实以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回族宗法制度具有某种幼稚性。也就是说,在回族的社会生活中,宗法制度(包括编撰族谱在内)并不似汉族那么重要,因为在回族的社会生活中除了宗族以外还有宗教,在某种意义上,宗教比宗族更重要,许多宗族的功能,在宗教中都可以获得解决。这或许也是回族宗法制度(包括编撰族谱)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一种原因。
(二)伊斯兰教的精神渗透到了族谱当中去,并通过族谱对回族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举止产生深刻的影响。族谱,严格地说,是汉族宗法制度的一个方面。因此,在回族的族谱或宗谱中有儒家伦理的东西,这是不奇怪的。但是,如前所述,回族是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在回族发展的历史上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伊斯兰教的精神渗透到回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回族的这个特点在广西回族族谱中也有很明显的表现。主要表现在,许多回族族谱都有比较突出的伊斯兰教色彩,许多族谱都强调伊斯兰教信仰的重要性。《白氏支谱·族谱凡例》第一条即指出:“吾教中当行可止之事,载在经典,关系非轻,凡我族人务令学习遵行,以立吾教之根本。”《傅氏宗谱》也强调:“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虽科第难期,读书原以明理,念经以明宗教,吾教当行可止之事,载在经典,关系匪轻,不可丝毫违犯。”直接把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作为一条族规,要求族人执行,这在别的民族可能是不多见的。有的宗谱虽然没有强调这一点,但仍有一些伊斯兰教的色彩,比如在族谱中有“真主鸿恩”、“真主福佑”的字样等。有的回族族谱封面或内页有阿拉伯文。从日常生活看,回族对汉族宗法制度的吸纳也是经过选择的。比如说祭祖是汉族人的传统,汉族人家中一般都设有祖先灵位,但回族人的家庭中则是不设祖先灵位的。又比如,汉族人走坟要给祖先上祭品,而回族人走坟不上祭品。还有许多回族人,他们对宗族的活动不一定很积极,但对宗教的活动却十分热情,他们往往愿意将自己的财产捐献给清真寺,帮助清真寺办教育等。由此可见,回族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是以不与伊斯兰教相矛盾为前提的。回族有条件地接受汉族宗法制度,接受汉族的伦理观念,这是回族宗法制度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回族族谱的一个鲜明特点。它同时还说明,至少在宗法制度的问题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很强的整合能力。所以,伊斯兰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强的生命力,这是不奇怪的。
(三)关于一些回族族谱的疑点。族谱,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间文献、私人文献,它的主要作用是用于记述本家族的历史。作为一种民间文献、私人文献,族谱似乎没有作伪的必要,但广西民族研究的历史事实证明,族谱作伪的现象是存在的。族谱之所以要作伪,有的是为了避免统治民族的歧视与迫害,有的则是为了证明自己家族血统的高贵。因此,对族谱的解读和使用必须有一种审慎的态度。这一点,对回族族谱也不能例外。比如粗略地浏览一下《傅氏宗谱》就可发现,该族谱有不少疑点:一是关于其始祖的记载。据史料记载,傅宏烈(一作“傅弘烈”),江西进贤人,明末清初随父傅应期落籍广西。顺治十四年(1657年)任广东省韶州府同知,以后,于康熙二年(1663年)任甘肃庆阳府知府。康熙七年(1668年)因上疏吴三桂谋反被贬。康熙十一年(1672年),吴三桂反,傅宏烈募义兵五千,在友军的帮助下很快收复了广东等失地。康熙十六年任广西巡抚。康熙十九年(168Ｏ年),在进军贵州时被马承荫诱捕,后于贵阳遇害[6]。《傅氏宗谱》称傅宏烈为其始祖,但未提到傅应期其人,这是一个疑点。其次,据《清实录·傅弘烈传》记载,傅弘烈“子明垣,由萌生官知州”,而《傅氏宗谱》称傅弘烈子为“起高”;第三,《傅氏宗谱》关于族人的记载中有不少“犯上”的记录,全谱大约有三十余人。同时,族谱中有不少人只记录有名姓,其生卒年月等一概没有。关于这些问题,和傅宏烈的一些材料倒是吻合,因为据资料记载,傅宏烈在遇害时,其家口大约有一百多人同时遇害。但是这里也有矛盾,因为傅弘烈之死是为清室效忠,而且事实上傅弘烈死后清政府也曾为他在桂林建有所谓“双忠祠”(同时纪念另一死节人物马雄),因此用“犯上”一词也说不通。那么,或者傅宏烈就不是傅姓回族的始祖?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总之,从《傅氏宗谱》这一事例我们可以看出,族谱是有价值的,但是使用的时候必须审慎。当然,我们这么说并非是说《傅氏宗谱》就是作伪,而是说对族谱的使用必须小心。另外,还有一些族谱也留下了一些疑团,比如《两广萨姓宗谱》关于萨姓回族的来源,就不是很清楚。这些也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四、广西回族族谱的史料价值
关于回族族谱的学术价值,许多学者已经作了论述。本文主要补充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回族族谱有利于我国回族家族史的研究。纵观我国各地的回族,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各地的回族都有一些大的家族,他们在当地回民社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代表着当地回族的历史。比如云南的赛典赤家族、郑和家族,广西的白氏家族等。有鉴于此,我深信,回族家族史的研究将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方向。换言之,我国地方回族史的研究,如果能从家族史的角度切入,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一个很方便的途径。以南宁市为例,南宁市历史上回族人口不多,民国时期世居的回族人口大约只有400余人(现在发展到3000多人),但是杨姓、马姓、刘姓、黎姓是大姓(大姓不一定人口多,而是指有势力),他们多热心于清真寺的事务,事实上在回族内部起着支配作用,其中杨姓回族在清代即已参加了南宁清真寺的修建。如果南宁回族史的研究能够从这些家族的历史入手,我想是很方便的。同样,桂林的回族史研究如果能从白姓回族的研究入手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桂林的白姓是广西回族人口最多的姓,据笔者不太精确的统计,白姓回族在广西至少有数千人,是进入广西历史比较早的回回之一。事实上,白姓回族不只分布在桂林、柳州、南宁等大城市,他们也广泛地分布在一些很偏僻的农村,如桂林地区的潜经、大田、山尾、旧村、厄底、富汴、板丈、画眉山等(其中部分白姓回族已分布到了台湾、美国),这本身即说明了白姓回族在广西有很长的历史。白姓回族还有乐于为回族(过去称“教门”)办事的好传统,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桂林乃至广西的回族研究如果能从白姓回族的家族史研究入手,也是很方便的。当然,这只是笔者一个不十分成熟的想法。如果这个想法有一定的道理,那么,要开展回族家族史的研究,笔者认为回族族谱资料的使用是离不开的,因为族谱记录了这些回族家族最详尽的资料,是开展回族家族史研究最主要的依据。
第二,回族族谱对回族宗法制度的研究有重要价值。宗族是一种基于共同的血统从家庭中延伸出来的社会组织。宗族制度或宗法制度曾经是汉族一种十分古老的社会制度,在汉族的历史上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古代的皇权制度,事实上是宗法制度在政治上的应用。笔者相信,这一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汉族历史的真实。但是,有事实证明,宗族不仅存在于汉族社会,也存在于其他国家和国内的其他一些民族。在我国南方,回族也有比较发达的宗法制度。以广西为例,宗法制度所有的主要要素,在广西回族中都有。比如祠堂、族长、族规、族谱、族田等,在广西回族中都有。有些宗族的形态还比较典型,比如傅氏宗族、白氏宗族等。历史地看,还应该承认,宗法制度对于建立宗族内部正常的人际关系,维护宗族内部的团结,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回族的宗法制度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不崇拜祖先,对祖先不设“灵位”,在族规中有伊斯兰教的内容等。因此,开展回族宗法制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关于回族宗法制度的研究,1991年云南回族学者金少萍曾经发表过《云南回族宗族制度探析》一文[7],对云南回族宗法制度的形成、内涵,回族宗法制度的特征、类型,回族宗法制度不完备的原因,以及如何看待回族宗法制度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是目前我国回族宗法制度研究仅见的一篇文章,为回族宗法制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但是,回族宗法制度的研究毕竟还只是刚开了一个头,还有必要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而要研究回族的宗法制度,也必须从回族的族谱入手,因为回族的族谱不仅记录了回族宗法制度的许多内容,而且族谱本身就是宗法制度的一个方面。由此可见,回族族谱有利于我国回族宗法制度的研究,这也是我国回族族谱的重要价值之一。
第三,回族族谱可以为我国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提供大量宝贵的资料。我国史学有重视历史人物研究的传统,一部二十四史,特别是《史记》、《汉书》等,为我们提供了众多的历史人物的画像,开创了传记史学和传记文学的先河。白寿彝先生继承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回族史学的研究中也对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应该继承白先生的事业,继续推进我国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回族族谱中有大量关于历史人物的宝贵资料,收集这些资料,有助于我们深入开展我国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以广西回族为例,广西的马荣升,我们从《桂林画人录》一书中知道他是桂林著名回族画家,其他情况知道得很少。但是从1995年在桂林收集到的《司马氏宗谱》中我们可以得知,马荣升原姓“司马”(司马姓回族后简姓为马),族名侍光,“荣升”系官名,是司马姓回族的第十二代孙,生活在清同治年间前后,曾经担任过富贺营都司。这些都是从回族族谱《司马氏宗谱》中了解到的。又比如,1907年我国36名回族学生在日本成立的“留东清真教育会”,其中白润苍其人,资料便注明他是“广西人,日本同文书院毕业”。而从新修的《白氏族谱》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回国后曾“任武汉大学教授,转任广西大学教授”,“后任广西通志馆总撰”等。由此可见,回族族谱的收集、整理,对更好地开展我国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很有好处的。
另外,回族族谱对探讨我国各地回族的来源、回族的婚姻习俗与婚姻制度,对了解回族人口的迁徙与变迁,也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关于这些问题,在这里也不再作详细的讨论。
总之,族谱是一个家族历史的记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民族历史的记述。因此,回族族谱是我国回族史研究的宝贵资料,充分收集、整理、利用好回族的族谱,对推动我国回族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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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顾秀野.元诗选:癸之丁[Ｚ].
[3]马氏支谱源大纲记[Ｍ].
[4]欧阳宗书.中国家谱[Ｍ].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5]刑永川.中国家族谱纵横谈[Ｚ].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
[6]清史录·清史列传.
[7]回族研究,1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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