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从桐城桂林方氏家族看清朝前期满汉民族磨合

正文 字体大小： 中

[转载]从桐城桂林方氏家族看清朝前期满汉民族磨合 (2011-12-25 12:37:45)

标签： 转载

原文地址：从桐城桂林方氏家族看清朝前期满汉民族磨合作者：notsingle

安徽史学2009 年第6 期

从桐城桂林方氏家族看清朝前期满汉民族磨合

金卫国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明清鼎革之际，与明朝依附至深的桐城桂林方氏族人，对清朝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方拱乾一支较早认同清朝，但历经顺治十四年科场案和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的打击，两度沉沦。随着统治的巩固，雍乾时期统治者调整政策，方观承等族人自强不息，方氏家族得以重振家声。满族贵族与汉族望族从互相猜忌、斗争，逐步走向认同、合作，终至合作默契。方氏族人佐君辅国，惠政颇多。通过入仕，该家族得以保持家声不坠。入清后的方氏家族史，就是一部满汉磨合史。

关键词：方氏家族；磨合；科场案；《南山集》案；方观承

皖中文化重镇桐城，人杰地灵。约从明朝中叶起，科举的繁盛催生了张、姚、左、方等著姓望族的出现，它们与
明政权结成日益紧密的依存关系。但其后出现明清鼎革的重大变局，深深影响了桐城望族。满汉两族如何相处，
成为事关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当彼时，民族关系的走向主要取决于迅速崛起的满族，而汉族望族的抵抗抑或认
同，亦足以对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清初士人的抵抗、逃禅，科场案，《南山集》案等重大事件，无不在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有所反映。学界对该家族的重要人物已多所涉及，但尚缺乏把整个家族置于长时段历史中加以审视的研究①。本文尝试从方氏家族的经历来考察清朝前期满汉民族磨合，或有一隅之见，望方家指正。

一、与明政权盘根错节的方氏家族
桐城桂林方氏是享誉全国的著姓望族，其兴起的历史却不长。自始迁祖方德益元初迁桐，传至五世方法，名声渐著。六世方懋训子厉学，其三子方佑成进士，五子方瓘（称六房）举于乡，长子方琳（称中一房）家法闻一时。琳长子方印，成化举人。古代称科举及第为“蟾宫折桂”，方氏一门折桂者多，方佑恰在成化元年巡按桂林，吏部给事中王瑞题方氏门匾曰：“桂林”，一语双关，桐城桂林方氏盖由此而名。该家族于万历年间达到科举鼎盛期，进士众多：方大镇（方孔炤之父、方以智祖父），官大理寺少卿；方大铉（方文之父），官户部主事；方大任，官副都御史（以上三人皆中一房）；方大美（方拱乾之父，六房），官太仆寺少卿。方孔炤，官湖广巡抚，后以右佥都御史屯田河北、山东。崇祯年间，方氏后继有人：方拱乾，官左谕德；方以智，授翰林院检讨，任定王讲官②。此外，未经进士而入仕的族人尚多。

总之，明清易代之前，方氏家族作为南方望族，通过科举等途径广泛参与政治，与明政权盘根错节。然而，明
亡清兴的形势使该家族面临新的历史选择。

二、鼎革之际方氏家族的分化

明清鼎革对汉族士人和望族的震动可以从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中加以体认。与明朝依附至深的方氏族人对清朝多持抵抗或不合作态度。但该家族族大枝繁，其中亦有审时度势、见风使舵者。前者以中一房为主，后者以六房为代表。

中一房方大镇一支可谓不认同清朝的典型。甲申（1644）之变后，在济南的方孔炤奉母南返。五月，弘光政权建立。孔炤初请使北，廷议以为邀功，不许。后见阮大铖挟旧怨迫害复社文士，遂归隐，潜心经训，著成《时论》，称：“以此答天下，报祖宗，亦孤臣一缕心血所自潏也。”③顺治十二年（1655）卒。钱澄之回忆说，“直之已先一年忧愤以死。中丞公持余涕泣，不能已。”④长子亡命在外，次子英年早逝。这位前明重臣承受不了国破家亡的打击，含恨而逝。

孔炤长子即以智。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甲申之变，以智在北京被农民军逮捕，后乘间逃回南京，受阮大
铖的迫害，亡命岭南。顺治三年，他与瞿式耜等拥立桂王于肇庆，擢少詹事。后加封东阁大学士。他目睹永历朝派系纷争，托病不赴，浪迹湘黔。清兵攻占广西平乐后，他自知不免，削发僧装趋清帅帐前。清帅“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以智趋右，帅更加礼敬，始听为僧”⑤。九年秋，回桐城与老父团聚。十年春，为避出仕，出家南京高座寺。十二年冬，孔炤病死。他破关奔丧，庐墓合明山。期间向诸子侄传授学问。中德学其经史，中通学其数学，中履学其医学、音韵，中发学其诗文书画，皆有著述，成为著名的遗民学者。康熙十年（1670）春，以智受粤案所累，自诣庐陵监狱，被解赴南昌，当年夏押往岭南。农历十月初七，舟抵万安惶恐滩，以智投水自尽⑥，结束了其先抵抗后逃禅的悲壮一生。

孔炤次子其义同样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方其义，字直之。14 岁补诸生。“为诗文不假思索，即席数十韵”，“黄得功素耳君名，延为上客”。南都陷，隐白鹿庄，纵酒悲歌，“终年抑郁”⑦，年仅31 岁即撒手人寰。才情如此之高，惜英年早逝。明清鼎革时，他虽未取得功名，但家庭造就了其遗民本质。钱澄之认为他是由于奉养父母才未与诸君子死难⑧。其义历经国破家亡，又要养老育幼。虽志大才高，终不得施展，抑郁而死。他的《时术堂集》后被列为禁书，亦可见其反清立场。

被列为禁书的还有《嵞山集》，作者方文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

方文，字尔止，大铉长子。天启诸生，工诗能文。明亡后，更名一耒，号嵞山、明农。他绝意仕进，宁做“山中老布衣”。他每年农历三月十九必有诗哭奠，“年年今日强登高，独立南峰北向号”，抒发沉痛的故国之思。他爱憎分明，对族中出仕新朝者狠予鞭笞，而哭其从侄方授的悼诗真挚感人：“圣代遗民本不多，频年锋镝又销磨。衰宗尚剩农兼圃①，至性同归笠与蓑。”②

方授是六房方大美之孙。大美有五子：体乾、承乾、应乾皆恩贡生。四子象乾，官至广州府按察司副使。五子拱
乾为进士。前三子未有正式官职，却是地方豪强。以应乾为例，因“不谙物情，为乡里所怨”，引发了崇祯七年的桐城民变③。他对于新朝持合作的态度，逼儿子方授应试，但方授令其大失所望。

方授，字子留。“以乙酉之变弃诸生，薙发为僧。（父）强令就试，不可，杖之，无忤色”④，后与浙东志士“相与慷慨谋天下事……倾囊尽周诸公之急”。又参与皖中英、霍山寨的抗清斗争，被捕入狱。出狱后复往浙东，“癸巳，子留自天门山往石浦，盖有探于海上之消息，疾动，竟不起。”⑤年仅27 岁即劳瘁而亡。
六房除了方授，大部分族人都很快认同了新朝。作为汉族望族的典型，拱乾一家与清朝的磨合过程，对理解清
初满汉关系别具认识意义。

方拱乾，大美五子。字肃之，号坦庵。崇祯元年（1628）进士，官左谕德，兼侍读。明亡清兴，他没有像中一房的族人那样与新朝不共戴天，而是积极支持子弟出仕。其次子亨咸顺治四年、长子玄成⑥顺治六年先后登科。他本人经荐举任内翰林秘书院侍讲，次年任《顺治大训》等典籍的纂修官，后升任詹事府右少詹事，兼内翰林国史院侍讲学士。很可能是出于“替国家培元气”，拱乾父子很快出仕⑦。这种行为在该家族中确属特例，但从当时情况看，乃多数汉族望族的选择。

满族入主中原，特别是推行薙发令等民族压迫政策，使满汉矛盾日益尖锐，引起包括方氏家族在内的汉族士人的激烈反抗。不但方以智那样的前明官员坚决抗清，而且方授等诸生也毁家纾难，在地方颇有号召力，成为清廷统一大业的阻力。统治者被迫调整政策，一方面镇压汉人的反抗，另一方面开科取士，笼络士人。此外，还大量起用前明官员。这些政策大大缓和了民族矛盾，使众多汉族望族产生对清朝的向心力。

为了加强汉族士人对新朝的认同，顺治帝发愤学习汉文化，尊重士大夫，力图消除满汉文化隔膜。方家此时
得到种种优渥：亨咸官监察御史，孝标任内弘文院侍读学士，帝“呼为楼冈而不名”。方氏父子沐浴着君主的宠眷，本应有灿烂的前途。但风云突变，丁酉科场案改变了其命运。

三、顺治丁酉科场案与方氏家族的沉沦

科举既是方家的进身之阶，又成为其蒙难的导火索。顺治十四年江南乡试后，给事中阴应节参奏江南主考方犹等弊窦多端，词连方拱乾与方犹联宗，拱乾五子章钺中举有作弊嫌疑。顺治帝大怒，命拱乾明白回奏⑧。拱乾于十二月初七日回奏：“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犹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丑、甲午三科齿录可据”⑨。拱乾的回奏有理有据：自己是江南省人，方犹是浙江遂安人，并未联宗，且有齿录作为铁证。但皇帝并不理会，而是决定：正、副主考俱著即正法……方章钺等原举人八人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⑩。客观地说，顺治不惜以严刑峻法来惩罚暗通关节等陋习，确有维护科举的严肃性和皇权的用心，但不能不看到另外的深意。

金榜题名是汉族士子魂牵梦绕的追求，清廷抓住这一要害把众多望族纳之麾下，同样要利用科举对其加以控制。孟森先生评论说：“北闱所株累者多为南士，而南闱之荼毒又倍蓰于北闱”11。联系后来的“通海案”、“奏销
案”和“哭庙案”，清廷对江南望族严厉打击的用心昭然若揭。顺治对方氏父子温情脉脉，反映了君臣之间和谐的一面，但作为满族利益的代表者，其民族偏见和对汉人的提防却深藏于内心。科举遂成为清廷打击汉族士人的杀手锏。方氏家族中抵抗、逃禅、隐逸的族人占主体，自然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所以，尽管拱乾父子忠心耿耿，仍然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于是，顺治十六年三月十五日，方氏数十口从京师出发前往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历经两年多磨难，孝
标子嘉贞上书讼冤，以修京师城门自赎，才于顺治十八年十月赦归。方氏父子由朝廷重臣一变为民间庶民。此为方家的第一次沉沦。父子辗转寓居扬州，孝标留淮扬侍亲至康熙五年拱乾病逝。拱乾生前撰有《宁古塔志》。孝标与乃父一样，仕途不顺，转而希望立言传世，却不幸祸及身后及子孙数十人。究其因，仍与科场案投下的阴影有某种关联。

四、《南山集》案与方氏家族的再沉沦

方家因捐资认修阜城门才得以赦归。为了偿还债务，孝标奔走淮扬。父亲去世后，又南游闽越。康熙九年，西游
滇黔，有学者认为仍是出于求贷之目的①。孝标返回后追录所见所闻, 写成《滇黔纪闻》，刊入《钝斋文选》。留心南明史事的戴名世读而喜之，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提及，沿用南明弘光等年号。孝标康熙三十五年去世，谁料十五年后，这些文字竟酿成一场大祸。

康熙五十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南山集》“语多狂悖”。刑部奉命审明后题奏：应
将戴名世即行凌迟。已故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内，亦有大逆等语，应锉其尸骸，其同族人发与乌喇等处安插。方苞为悖逆书作序，应立斩。康熙帝说：“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也。”②康熙强调“伊等族人”，将方孝标与吴三桂的心腹方光琛误认为是同宗。四个月后，谕大学士等曰：“方登峄之父曾为吴逆伪学士，吴三桂之叛系伊从中怂恿。伪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③至此，方孝标又成了吴三桂叛乱的怂恿者，罪行加重，死后尸骸遭锉。后有上谕曰：“戴名世从宽免凌迟，著即处斩。方登峄、方云旅、方世槱，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此案内干连人犯俱从宽免治罪，著入旗。”④其实，孝标康熙九年游滇黔，当年即返回，此后再也没去滇黔，根本不可能成为“吴逆伪学士”⑤，这完全是一起冤案。那么，冤案是怎样造成的？原来，吴三桂心腹歙县人方光琛，有学诗、学礼等子侄9 人。三藩之乱平定后，学诗逃脱。而刑部疏据《南山集》原文称方学士不复具名。北方“士”与“诗”同音，而满文又同为一字，引起康熙的猜疑，“是非漏网之方学士耶?”⑥孝标之子登峄的供词似乎支持了康熙的判断，“我生父方孝标系顺治六年进士……（康熙）十一年二月赴黔后未归，任吴三桂的伪翰林承值官”⑦。儿子岂能诬陷父亲？孝标有罪似乎无可质疑。其实，登峄儿时即为方兆及嗣子，对生父之事难以详知；即使有些印象，案事发时已时隔40 余年，记忆难免出错；加以“灾难骤降，面对刑部的审讯，惶恐之际，交代有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⑧本案表面看由满汉语言文字容易混淆之处而引起，似属偶然。但我们不能不探究偶然中蕴藏的必然。

康熙帝是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皇帝，上承父祖基业，励精图治，开启了又一个盛世，并努力营造宽松的政治局
面。但应该看到，文字狱历来是专制皇帝镇慑士大夫的重要手段。而满族以少数统治绝大多数汉族人，所以尤其借助它来钳制士人思想。由于满汉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特别是三藩之乱给当时年轻皇帝的心理造成了难以治愈的创伤。对汉人的疑虑和提防形成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正当康熙四十七年的大岚山反清活动与朱三太子案交织在一起时，《南山集》案发生了，康熙本已敏感的政治神经再次绷紧。提到方学士，他本能地与方学诗联系起来。在康熙看来，对叛臣已法外开恩，竟不思悔改，散布尊明思想，罪不容诛。故此案的发生带有必然性。

此案本由戴氏而起，结果方家受害更深。给《南山集》作序的方苞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戴名世的好友，又是方孝
标族孙。方苞，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三祖之一。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四十五年会试中式。案发被捕入狱，后编入汉军旗，以白衣平民入南书房。雍正元年(1723)，赦还原籍，后官至礼部侍郎。乾隆十四年（1749），方苞去世，算是有惊无险甚至颇为荣耀地度过了余生，比孝标直系子孙幸运多了。

孝标子登峄、云旅，孙式济、世槱及妻子儿女等众多族人被遣戍到黑龙江卜魁（今齐齐哈尔市），其中以登峄
一家的遭遇至悲至惨，也最具史乘参酌意义。方式济，登峄长子，字屋源，号沃园。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在戍所，他“暇则吟咏承欢，杜门屏迹”①，康熙五十六年卒于卜魁，年仅42 岁。著有《陆塘诗稿》、《龙沙纪略》等。方登峄，字凫宗，号屏垢，孝标幼子。以贡生授内阁中书，升工部都水司主事。遣戍卜魁后，“虽处绝塞寒天，手一编，终日忘其身之在难也”②。环境的严酷，爱子式济的早逝，使这位工诗善画的老人于雍正六年（1728）卒于卜魁。著有《依园诗略》等。

式济、登峄先后病逝于戍所，方氏家族跌入了发展的谷底。就在似乎山穷水尽之时，方家否极泰来，出现了新
的转机。带来转机的关键人物是式济之子方观承。他借着新君继位后调整政策的契机，大展宏图，重振家声。

五、一门三督与家声重振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即位，随颁恩诏。《南山集》案内牵连的戴名世、方孝标的非嫡派子
孙援恩诏，免罪释放回籍③。式济、登峄属于嫡派，不在恩诏赦免之列。雍正三年三月，方苞对雍正帝告以族祸隐情。即方学士（孝标）被误为方学诗，故方氏罹祸最重④。新君初立，往往要收拾人心，因而调整一些政策。观承恰逢这一良机。

式济有三子，长子观永、次子观承、三子观本。方观承，字遐谷，号问亭。《南山集》案发时，他年仅14 岁。为照顾父祖的生活，他与兄观永“往来南北，营塞外菽水之费，或日一食，或徒步行百余里”⑤。历尽艰辛，却因此而视野开阔，兼以厉志勤学，故识见高超。为平郡王福彭所赏识。

雍正十一年，以记室随福彭率师讨准噶尔。临行前，“蒙世宗宪皇帝垂询先世，嗟叹久之，授内阁中书舍人以行。”⑥师还，授内阁中书。乾隆二年（1737），充军机章京，累迁吏部郎中。七年，授直隶清河道。后署总督史贻直奏勘永定河工，乾隆特命其“协同方观承详酌为之。此人想宜于河务，为其不穿凿而亦有条理也”⑦。说明五年京官的生涯，使乾隆帝对其才干有了一定了解。其后连擢直隶按察使、布政使、署山东巡抚、浙江巡抚。期间，由于治水等公务，他与鄂尔泰、高斌及讷亲等重臣合作频繁。可贵的是，观承既尊重他们，又具有主见，即使对乾隆帝，也能坚持己见。十四年，擢直隶总督，兼理河道。次年六月，永定河南岸三工淤沟夺溜，乾隆帝命将高斌《豆瓣集》“漫口图钞”寄给观承参酌。观承疏言：“情形与南河不同，请仍堵塞”。乾隆帝对此甚为赞同⑧。清朝一般两省设一总督，仅四川、直隶各设总督。直隶地称三辅，且满蒙汉三族杂居相处，“而翠华巡幸，每有大政必皆顾问，故又较他省为难”⑨。如此政务繁多之地，必赖有精明强干的大员。观承以过人的才干和充沛的精力，修治水利、赈济灾民、发展生产。他总督直隶19 年，在治理永定河上颇有建树，并延请赵一清、戴震辑《直隶河渠书》。三十年，绘制《棉花图》进呈，详细说明了从种植到加工的过程。他本人成为清朝著名的治水与植棉专家。因政绩显赫、对改善民生贡献良多，故而深得乾隆帝赏识。十五年二月，帝西巡五台山，赐观承人参三斤，后又多次议叙加级。三十三年七月，观承患病卧床，乾隆帝专派御医前往诊治。八月十三日，观承病逝于保定任所⑩，终年71 岁，谥恪敏。入祀直隶名宦祠。四十四年，乾隆御制怀旧诗，列入“五督臣”中。观承政绩显赫，兼善书法、工诗，著有《宜田汇稿》、《述本堂诗集》等。因父祖罹文字之祸，观承青少年时期备尝艰辛，缺乏科举入仕的条件，但因才干出众，得以步入仕途，建功立业。他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此时满汉矛盾已大大缓解。从方拱乾开始，方家一直寻求融入满族政治生活之中，这一艰难历程至观承时基本完成。为巩固统治，乾隆帝能不拘一格降人才，而人尽其才又促进了社会进步。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名臣逝去，方家又出现两位封疆大吏：方维甸和方受畴。

方维甸，观承子。字南耦，号葆岩。自幼受到乾隆帝的眷怀。观承云：“携耆儿至御前，蒙亲解佩囊以赐。又蒙恩命御医为耆儿种痘”11。乾隆四十一年，帝巡幸山东，维甸以贡生迎驾，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四十六年，成进士。数次随福康安出征。嘉庆五年（1800），授山东按察使，后迁河南布政使。八年，迁陕西巡抚。嘉庆帝密谕署理陕甘总督那彦成“陕甘重镇外接新疆，非公正廉明不能率属，非精明强干不能治民”，“方维甸深可信任”①。十四年，擢闽浙总督。而且敦促其送母亲回原籍，“迅速驰赴新任”②。任职闽浙期间，力主开发台湾。十六年，授军机大臣。嘉庆二十年卒，“上以维甸忠诚清慎，深惜之，赠太子少保，谥‘勤襄’，赐其子传穆进士”③。

方受畴，观本子。字次耘，号来青。乾隆四十年，由监生捐盐大使。后迁大名府知府，调保定府，升清河道。嘉庆四年，以道衔赴伊犁。后召还，授直隶通永道。其后升河南按察使，调直隶布政。嘉庆十八年三月，任浙江巡抚。在巡抚署中，看到方观承题写的对联“湖上剧清吟，吏亦称仙，始信昔人才大；海边销覇气，民还喻水，愿看此日潮平”，想到“今继伯父之后，亦由直隶藩司擢任；余弟维甸又曾以总督权抚事，六十年来三持使节，洵殊遇也。”于是续写一副，“两浙再停骖，有守无偏，敬奉丹豪遵宝训；一门三秉节，新猷旧政，勉期素志绍家声。”④七月，调任河南巡抚。二十一年，授直隶总督，加太子少保。道光二年（1821），皇帝得知受畴患病，特命御医前往诊治⑤。后告归，卒于途中。

上面提到的浙抚署联是方氏族人在浙江具有重要影响的生动写照。其实方氏族人的影响绝不限于浙江。在河
南省，维甸任布政使两年多，受畴任巡抚3 年多；在陕甘地区，观承和维甸都曾署总督，维甸任陕西巡抚7 年；在直隶，观承任总督长达19 年，受畴任总督7 年，维甸亦曾署理直隶总督。方家一门三督，成为乾嘉两朝的股肱重臣。这足以表明，要保持稳定、繁荣，清廷离不开汉族望族的参政，而参政又是望族维持家声不坠的重要保证。

时人陈康祺慨叹“桐城方氏仕宦之盛”⑥，学者的研究更把时间延至晚清⑦。这些表明了方氏家族与清朝政治的密切关系。历史仿佛轮回到明末，不过此时的方氏家族已经从与明政权盘根错节演变为与清政权依附至深了。

结语

方氏家族崛起于明朝中后期，有三个鲜明特征：首先，族人折桂如林、仕途显赫，是典型的科举家族；其次，五世祖方法殉义沉江，后裔多笃守节义、践履忠孝，故可谓忠孝家族；再次，十一世方学渐开方家治《易》先河，为明中叶桐城学术的领军人物，加以族人科举应试，形成了深厚的家学，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家族⑧。明亡清兴，以中一房为代表的家族主体或抵抗，或隐逸，或逃禅，随着清朝的巩固而逐渐淡出政治，其后人主要在文化领域耕耘收获。六房较早认同新朝，受到一时宠眷。但由于满汉矛盾尖锐，方氏家族深受清廷忌恨。在清初50 多年间，清廷先后以科场案和文字狱，将该家族两次遣戍东北。方氏家族虽历尽坎坷，却出现一门三督，重振家声，反映出其家族文化的顽强生命力。中一房与六房迥异的发展结果，典型地反映出家族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六房能重振家声，说明满汉磨合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满族贵族与汉族望族从互相猜忌、斗争，逐步走向认同、合作，终至合作默契。方氏族人佐君辅国，惠政颇多。包括方氏家族所属的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不断走向繁荣，做出骄人的历史业绩。

满族继蒙古族之后又一次建立了统一的王朝。但元朝未及百年而亡，清朝国祚却几近三个世纪。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过艰难的磨合，清朝创建了一种政治体制：在高度集中的皇权统摄下，通过开科取士等途径成功地吸纳
汉族望族参政。依靠满汉等多民族的智慧，在较长的时期内基本保持了国泰民安。所有这些都给后人以思考和启
迪。

作者简介：金卫国（1970- ），男，河北唐山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分享：

喜欢

阅读┊ ┊ ┊ ┊ ┊打印┊

已投稿到：

圈子

加载中，请稍候......

前一篇：[转载]曹禺与方瑞

后一篇：[转载]桐城麻溪姚鼐姚莹直系世系

评论

发评论

登录名： 密码： 找回密码 注册

昵   称：

验证码： 请点击后输入验证码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 前一篇[转载]曹禺与方瑞

后一篇 >[转载]桐城麻溪姚鼐姚莹直系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