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桐城桂林方氏的文化精神与方以智书画艺术成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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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桐城桂林方氏的文化精神与方以智书画艺术成因的关系 (2011-04-11 18: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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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桐城桂林方氏的文化精神与方以智书画艺术成因的关系作者：jefffang2009

　山东曲阜孔庙博物馆收藏一轴郑燮《竹兰盆景图》，画幅左下长跋中有：昔李涉过皖桐江上，有贼劫之，问是涉，不索物而索诗。涉曰“细雨微风江上春，绿林豪客亦知文，相逢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李涉（生卒不详），晚唐诗人，号清溪子，洛阳人。关于这件事《唐诗记事》有这样的记载：

　　涉尝过九江，至皖口，遇盗，问“何人”？从者曰：“李博士（涉曾任太学博士）也。”其豪酋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

　　此故事演绎至明清所言“皖桐江上”，实指安徽桐城南乡沿江一带。而“绿林豪客亦知文”正反映了崇文尚读的桐城人文风俗。
　　春秋时期，处于吴头楚尾的龙眠山麓，蜿蜒盘曲的龙眠河畔，有一个叫“桐”的小国，虽然她无力称霸，甚或主要依附于楚、吴强国，但这并不影响她曾经有过的独立文化和富饶经济。在如今的桐城博物馆精品展厅内所陈列的春秋兽耳铜尊、春秋环带纹铜鼎及簋、盉等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青铜重器，静穆地述说着桐文化的久远，再现了桐城地域早期物质和文化的发达程度。
　　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桐城设县，原址在现桐城市老城区，中国地图上始有桐城之名。唐、宋时期，桐城文人大家虽不多，但也有享誉当时艺坛者。唐时的大诗人曹松（公元830年—公元903年）以《己亥岁二首》中的名句“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而饮誉诗坛。宋时“宋画第一”的李公麟（公元1049年—公元1106年），晚年归隐家乡龙眠山，引来苏轼、苏辙、黄庭坚等文士徜徉于桐城山水间。其晚年的《龙眠山庄图》所绘景点如垂云、媚笔泉、璎珞崖等，依图检索，皴法与山体现仍相合，泉瀑依然悬珠，摩崖石刻尚存。至明代中叶，襟江带湖、人杰地灵的桐城文化勃然兴起，硕学通儒不断涌现，画家诗人接踵先后，名宦循吏层出不穷。他们或以气节名垂青史，或以文章传诸后世，或以书画享誉艺林，或以德政泽被黎庶。据统计，明清两代，桐城一邑，科第蝉联，中进士247人，举人640余人。于时，民间遂有“父子双宰相”“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的美谈，京城有“一城冠盖半桐城”的美誉，而文坛则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的赞叹。而更有大批仕宦文人，或怀不羁之才，拒事朝廷；或抱难成之志，无意举业；或隐于林下，游于山水，寄情笔墨，书画传情。他们共同成就着桐城文化的辉煌。
　　桐城文化不仅表现在文章、仕宦，书画艺术也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已故安徽省博物馆专家、桐城人姚翁望先生编著的《安徽画家汇编》一书，收录桐城籍书画家达136人，其中以明清两代桐城书画家为主。《墨林今话》《桐荫论画》等也多有记载。如“明末六君子”之一，弹劾魏忠贤三十二该斩罪的忠烈，明天启年间的左都御史左光斗（公元1575年—公元1625年）书法开阔宏畅，风流俊逸，一如其人（图一）。康熙帝赞许“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的大学士张英（公元1637年—公元1708年），不唯是治国良辅，更有等身著作，书法追王学董，古雅朴茂。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姚鼐（公元1731年—公元1815年）不但提出义理、考据、文章的作文之法，留下了《登泰山记》等散文名篇，同时他也是清中期帖学的代表书家，晚年草书飘荡若仙（图二）。再有因《南山集》案而杀头的康熙榜眼、桐城派发韧者戴名世（公元1653年—公元1713年）草书的野逸情怀。兄弟画家张若霭（公元1713年—公元1746年）、张若澄（公元1721年—？）书法的庙堂气度。诗人学者钱澄之（公元1612年—公元1693年）、姚范（公元1696年—公元1766年）书法的书卷之气。并程芳朝（公元1611年—公元1676年）、祝昌（？—公元1679年）、姚文燮（公元1627年-公元1694年）、方亨咸（明末清初）、方苞（公元1668年—公元1749年）、张敔（公元1734年—公元1815年）、阙岚（公元1758年—公元1844年）、姚元之（公元1776年—公元1852年）(图三)、吴廷康（公元1799年—公元1873年）（图四）、张祖翼（公元1849年-公元1917年）（图五）、吴芝瑛（公元1868年-公元1934年）、姚达之（公元1876年-公元1950年）等，不胜枚举。
　　本文仅就桐城明清文化中的一个现象，即家族文化造就杰出文化个体的现象，尝试探讨方以智书画艺术成因与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文化传承的关系。

　　一

　　何谓桐城桂林方氏？还得从头说起。桐城县自唐设于今址，因宋末至元的战乱，长江中下游屡成战场，桐城县治多次迁出，曾因辟乱跨江迁至贵池境内，城池几度荒芜。元末江西及皖南地区民众又纷纷渡江北上至桐怀潜并达合肥地区，现在这一代祖父辈们所说的我们是江西瓦屑坝迁来即是此因。桐城大姓张、姚、方、吴皆由江南迁至。方氏据《桐城耆旧卷》载“其先自休宁迁池口（贵池）。”“宋元间自池口徙桐城。”迁桐城一世祖为方德益（元初），到明永乐间传至六世祖方懋（公元1389年—？），方以智为九世祖。
　　六世祖方懋勤而明理，治家有方，和睦乡邻，里巷有争执，人皆好求其评判。经人指点，方氏择居龙眠山口，号月山，果吉壤。
　　方懋生五子，训诸子厉学，乡人有五龙之目。其三子方佑成进士，五子方举于乡；长子方琳，家法闻一时。琳长子方印成化举人；四子方瑜，耕读于乡，“日取《朱子小学》课诸子孙”。瑜幼子方向成化进士。科举及第古称“折桂”，方氏一门折桂者多，所以当时的吏部给事中望江人王瑞闻听仰慕，过桐城造访方氏宅，题方氏门匾曰：“桂林。”桐城桂林方氏由此而名。桂林方氏以仕宦、治学、研文、习艺称著于世者众多，兹选与方以智有直接关系而又业显道闻者粗举如下：
　　方法（公元1368年-公元1403年）字伯通。方以智十世祖。先生32岁时中举，授四川都指挥司断事。“以遐方小臣，不肯署表，自沉江流。”死前赋《绝命诗》二首，其中一首为：

　　休嗟臣被逮，是报主恩时。不草归降表，聊吟绝命词。生当殉国难，死岂论官卑？千载风波里，无惭正学师。

　　方佑，生卒年不详。字廷辅，方以智八世从祖。年少为文多有奇气，志行亦然。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进士，拜监察御史，秉直不徇私情，被目为“真御史”。晚年回乡，居其室于万松间。方佑工诗、擅书、富才情，《桐旧集》《龙眠风雅》录其诗30余首，另有《省庵集》传世。
　　方印（公元1438年—公元1494年），字与信，号朴庵，方以智七世祖。明成化举人，授浙江天台知县。《桐城耆旧传》记其在天台：“劝农耕，崇学校，抑豪奸，化统于民，以惠德见称于邑中，民皆敬之。”《天台令方公神道碑》记方印卒：“蜃车发，百姓拥哭，如丧考妣，送三日归。”邑民感其德政，各家图小像作纪念，并立祠祀之。马其昶评曰：“今之长吏，动曰民情不古若，施化难也，天台之泽何其入人深邪！”
　　方学渐（公元1541年—公元1615年）字达卿，号本庵。方以智曾祖父。明《封侍御明善先生本庵方翁墓表》载有：“先生生而沉□颖敏，善属文，年甫十二即能以警人语噪里中。”及长，潜心理学，阐明经义。先生制举道路极不易，碑载“岁丙寅始籍郡诸生”，27岁才是个秀才。更不幸的是“凡七试，不售于太常，越癸巳仅以明经封于廷”。54岁还是贡生。“而长郡御史公业以己丑进士司理大名矣”，即他的大儿子方大镇已于4年前得中进士，授大名府推官。科举非先生所长，而其研经治学又非他人可及，“时学士大夫时在文学者结艺坛，而盟咸推先生执牛耳。”先生以布衣主文坛讲习20余年，在桐城县城北门筑桐川会馆，开馆讲学。平生乐善好施，于西山置义服务贫者。逝后学者私谥明善先生，入祀乡贤祠。方学渐是桐城设馆讲学第一人，先生倡导学术风尚，培养艺术人才，是明清桐城文化中开启儒门理学和艺术审美的第一人。著《迩训》《心学宗》《桐彝》等多种。
　　方大镇（公元1560年—公元1630年）字君静，号鲁岳。方以智祖父，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进士，授大名府推官，平反冤狱，获生者130余人。升任御史，累官至大理寺少卿。先生为官清廉，居家至孝。逝后门人私谥“文孝”，祀乡贤祠。又方大镇曾巡盐浙江，有政声，得民心，故亦祀于浙江名宦祠。
方大镇不唯循吏，年少即从父方学渐学，以性善为宗。马其昶曰：“明善（方学渐）先生在儒家独著闻者，以大理（方大镇）趾美，累世传业能光之也。”盛赞方大镇继承了其父的学行品德，并使之发扬光大。此说诚然，方大镇晚年绝意官场，自号野同翁，隐居桐城南乡白鹿山，筑荷薪馆于明善祠边。“荷薪”典出《左传·昭公七年》：“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故方大镇筑此馆于父亲祠边，其志是继承先父道德文章，隐居村野，治学之余，以书画自乐。方氏家族到方大镇这一代，治理学、习文艺、留心翰墨已成风气。著《宁澹居诗集》《文集》《易意》《诗意》《礼说》等。
　　方大铉，生卒年不详。字君节，号玉峡。方大镇弟，方以智叔祖。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补户部主事。不久卒于京邸。先生工诗文、精书翰，与兄方大镇齐名。著《听峡斋草》《搴兰馆集》。
　　方维仪（公元1585年—公元1668年），字仲贤，方以智姑母。因出生于诗书官宦之家，方氏自幼习文读书，博学多才，尤其于诗、画造诣精深。方维仪年方18守寡至84岁。夫丧后，方氏回母家，居清芬阁，与大姐方孟氏（公元1582年-公元1639年，字姚曜，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妻，擅绘、能诗，著《纫兰阁集》），弟妇吴令仪（公元1593年-公元1611年，（湖广巡抚方孔炤妻，方以智母，年30亡，有诗作存世）、堂妹方维则（生卒不详，字秀准，户部主事方大铉女，年16守寡，著《抚松阁集》《静志居诗话》）聚于一堂，作诗习画，探讨学问。吴令仪、方维则皆以师礼事之。明末边关战事连连，方氏虽寡守空房而心系国家安危，常有豪情洋溢的诗作，如《从军行》中有：

　　玉门关外风雪寒，万里辞家马上看。
　　哪得沙场还醉卧，前军已报破楼兰。

　　侠气横生，催人奋进，绝无闺阁情长。方氏画亦一绝，故宫博物院收藏其白描观音大士图，描法高古，脱净尘俗。著《清芬阁集》，编《宫闺诗史》。
　　方孔炤（公元1591年—公元1655年），字潜夫，号仁植，方以智父。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进士，初任嘉定知州，调福宁州，入京为兵部主事，擢职方郎。天启六年（公元1628年）因刻魏忠贤被削籍。后迁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因与督师杨嗣昌不合，遭劾下狱。明亡后，奉母南归，晚年隐于桐城南乡小龙山白鹿山庄。逝后门人私谥“贞述”。先生承家学，潜心经训。精于书法，学晋唐，摆脱吴门习气，开启方以智书法的笔法和审美追求。（图六）著《周易时论》《尚书世论》《全边纪略》等。

　　二

　　任何艺术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技，而技的优劣是由思想决定的，方以智自然也不例外。“桂林方氏”以诗书传家，门风谨严，笃守忠孝，不畏权贵，深于易理研究。方以智从小就受到家风的深刻熏染，家族文化是其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也将直接影响其书画审美的取向。“桂林方氏”笃守儒家思想，以孝持家。“孝”也是方以智思想的基础。
　　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无论读书仕进者，或居家农殖者，皆以孝悌闻天下。方以智十世祖方法，“治《尚书》，事母甚谨，里党称其孝。”孝而后能“大节不夺，殆无愧哉”！九世祖方懋的父亲方法死于靖难时，懋年方十五，以诚心感化伯父，家庭和睦，家人更以为孝。自八世至五世祖无不以孝称乡里。曾祖方学渐“以孝友著称”，祖父方大镇“性至孝，年七十丧母，哀慕如孺子，庐墓侧。”且逝于守母孝之庐中。父方孔炤知京师陷，“遂奉母南奔，归隐白鹿山”晚年以事母著书为乐。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之一，更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十月，方以智出生于江南省（清康熙分治为江苏、安徽两省）桐城县东门内凤仪里廷尉第，后称潇洒园。（图七、图八）
　　方以智出生时其曾祖方学渐、祖父方大镇、外祖父吴应宾均健在，父方孔炤，母吴令仪正值青年，家族正是兴旺之时。方以智少聪颖，诸长辈都十分喜爱，祖、父辈待人接物，省亲孝友对方以智教育至深。《南疆逸史》记载方以智：“少美姿貌，聪颖绝纶，书无所不读，为人风流自喜。及语忠孝大节，凛如也。”方以智守其母墓则读书9年。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方以智年30，中进士，因“父冤不得白，忧心忡忡。闭户屏迹，膺疾首，形容憔悴。虽得禄位，亦无荣感。”崇祯帝亦为方以智的孝心所感动，遂开释方孔炤，官复河南巡抚。《桐城耆旧传》记载，清初有明朝宦者为僧，遇桐城钱澄之，告诉钱曰：

　　昔侍先皇，一日朝罢，上忽长叹曰：“求忠臣必于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某，其父巡抚河南，失机，问大辟，某薰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如此能忠乎？朕闻新进士方以智，其父方孔炤亦失机系狱，以智日持疏求诸达官，此亦人子也。”言讫复叹。未几，释孔炤而辟河南巡抚。

　　“桂林方氏”以孝持家，竭忠为国。仕宦者皆有政声，不畏权贵，秉直为臣。这也对方以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马其昶曰：

　　方氏累世御史著声。魏阉初炽，自周宗建一疏外，未有指名斥之者；副宪（方大任）晚达，曾折巨奸，虽由忠悃，抑亦家风使然哉！

　　“桂林方氏”自明天顺以后的二百年间，七代出六御史，他们忧国为民，惩奸除恶，不惜得罪权贵。方佑因劾中贵遭贬谪，方向因劾巨铛而下狱，方孔炤因劾魏阉而削籍归。先人的人格魅力感染了方以智。当其30岁中进士，官翰林院检讨，充定王讲官时，“间冷得亲伏御前，条奏急状，遂尔不知忌讳，痛言时弊”，完全继承了方氏家风。南渡后，因不耻与佞臣同流合污，南明的隆武朝、永历朝数召不就，辗转流浪于岭南一代山区。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40岁的方以智在广西平乐县被清将马蛟麟逮捕，“其帅欲降之，令冠服置左，白刃置右，惟所择。先生辞左受右。”之后的21年，方以智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先生终因不屈的气节而又为清廷所捕，大义殉难于江西万安惶恐滩。方以智在明时为奸人构陷，更不低头委曲，不能尽才智于朝廷。甲申（公元1644年）后不羡官服，不作贰臣，寄身佛门而常怀先主，不改其志。秉直为臣，忠烈之士，方氏数十代侠肝义胆方以智承而继之。
　　桐城桂林方氏一门或仕宦朝廷，或著述林下，或耕读田间，多为饱学之士，深于易理的研究。方以智的学术思想秉承其曾祖父方学渐，并将其发扬光大之。施闰章在《无可大师六十序》中有：

　　无可大师，儒者也……盖其先大父廷尉公（方大镇）湛深周易之学，父中丞公（方孔炤）继之，与吴观我（吴应宾）太史上下羲文，讨论折衷。师少闻而好之。

　　方以智生长在一个儒学世家。其父辈、先祖皆闇于经书。祖父方大镇给长孙命名即出自《易经·系辞传上》第十一章：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智来，智以藏往。其孰能于此哉？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

　　祖父希望长孙方以智通达多变，正而明智，不游移。方以智字密之，意即以蓍、卦、爻三者洗清思虑，消除困惑，退避其身，藏于自然之中。
　　尽管祖父以密之命其字，而方以智早年习剑读书，侠行天下。其《博依集》咏怀诗有：“十岁好击剑，舞衣动白日。醉后乱伤人，左右皆股栗。”其20岁前除随父任官出外，皆在家乡读书。12岁前，主要由母吴令仪家教。12岁母逝，始由仲姑方维仪抚育直至20岁，教甚严。其间15岁师事白瑜（生卒不详，字瑕仲，桐城人。崇祯岁贡生。云南府推官、补登州，博学广记，品行卓荦）其时方以智已“经、史皆能成咏”。且性格张扬，《稽古堂二集》载方以智与诸少年游：“往往酒酣，夜入深山，或歌市中，旁若无人。人人以我等狂生，我等亦谓天下狂生也。”17岁又师王宣（生卒不详，字化卿，号虚舟。江西金溪人，其父客桐，宣生于桐。精诗，好《易》）。王宣教授方以智时年已七十。至此，方以智20岁时，使其思想基本定型的主要指导者已明确：祖父方大镇，父方孔炤，外祖父吴应宾，母吴令仪，仲姑方维仪，并两位业师白瑜、王宣。而白、王又都是大镇、孔炤之友，过从甚密，学问相近。姚文燮（公元1628年－公元1693年）在《通雅》凡例中说：“先生言必称先，以志家学之有本也”。
　　现在美国的余英时教授归纳方以智思想主要为两点：其一，密之于思想不喜立门户。其二，密之论学尚实而废虚，博雅而归于约。方以智求学上下古今，包罗万象，而胸中自有主宰，并不是一味炫奇呈博，这一点清人有详说：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斯真可以为密之颂矣。
　　桐城桂林方氏深研理学者首推方学渐，清初学者将方学渐划入泰州学派，实则先生不主一派，由阳阳而上追朱子。先生论学最重实，曾于桐城构“崇实堂”为讲学之地。博约之说亦借阶于其孙辈。
　　方大镇论士曰：“夫士者国之宝也。士所以为宝者，事《诗》《书》，明学问也。”方以智在《通雅》中由祖父之说归纳为：“士以读书明理为业。”其论读书全承祖父：

　　吾祖父相传《中和正论》，汝等勉之。澹泊真实，其本也；闲雅潇洒，其度也；枕籍今古，征举咏歌，其饮食也。
　　而其祖父关于“道器不离，道不在艺外”的论述，方以智是最坚决的实践者，也是大道和小技最完美结合的儒者。《桐城耆旧传》载：

　　几天文、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名流海外。

　　余英时教授在《方以智晚节考晚年思相管窥》一章中言：

　　惜本庵《易蠡》、鲁岳《易意》，潜夫《周易时论》今皆不传，无由取与密之论学语比较之。然观乎密之及其诸子论学往往推尊先世，而下语复极诚挚而具体，可知其精神上确有所承，绝非通常子孙虚词倾美祖德者之比也。

　　马其昶先生在中《桐城耆旧传》说：

　　方氏自先生曾祖明善先生为纯儒，其后廷尉、中丞笃守前矩，至先生乃一变为宏通赅博。其三子，中德、中通、中履并传父业。于是方氏复以淹雅之学业其家矣。

　　马其昶不但肯定了方以智的思想学术来源于其家族，更明晰了方以智的纽带桥梁或说是归纳并发扬光大的作用。
　　桐城派开创者，三祖之一，方以智族孙方苞题密之《断截红尘图》有：“江长子先生尝称为四真子云，盖谓真孝子、真忠臣、真才子、真佛祖也”。此四真子之名，除“真佛祖”其佛家之传来自外姓。综观前文，而孝、忠、才皆得之于其父、祖、其家族，已是不争之事实。

　　三

　　世代相传的纯儒文化孕育着方以智的艺术思想，“道器不离”的治学主张从一开始便影响着方以智对于艺术的实践追求。
　　因为方以智特殊的身世，更由于清初几次大兴文字狱，遗民气节闻名的方以智很多著作及相关文献不得传续。现研究者除读方氏存世不多的自己及其子著作外，多借助于晚明时期文士杂集，汇总零星以观大概。而记载方氏书画艺术的就更微乎其微，诸文集中片言只语或诗赋中略有一、二句。倒是方以智流传至今稀罕的书画墨迹本身，及题跋中透出些许信息来。我们可以借此拔云穿雾，渐析其书画艺术的成因。
　　根据方以智著作及其自己书画作品的款题，并同时代人诗作、札记等，方以智自明天启五年（公元1622年）12岁始即擅书法，而后观前辈名家作画，观收藏家藏法书名迹，题摩崖、匾额，为友人作画、题跋，为友人父墓志书丹，与友人论书画，与当时名书画家往来等。直至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61岁卒。梳理相关文献，主要是方以智自己及相关人物的书画墨迹、题跋等，还是有线索可寻的。
　　1.年少即习书作画，入门较早。
　　《陈忠裕全集》卷七称其：“十二工书法，隶草腾龙螭。”《康熙浮山志》卷五·弘智《浮山游记》：“浮山，距桐城九十里，……窟穴不少，横崖若斗拱，或方或圆，皆洞。愚者十六时，与清公（生卒不详，浮山华严寺僧）游，题曰密岩。”方以智12岁时已工书法，且笔法已具神彩。16岁即随高僧观名山而题岩，足见方以智艺术禀赋之优。
　　2.青年好学，游历江南好搜阅名作。
　　《方以智年谱》载方以智于公元1632年22岁时，一年中4次或观藏画，或拜访名家。曾过秀水，观项氏所藏名人法帖。项氏天籁阁自项元汴（公元1525年-公元1590年）收藏至孙辈，号称明代第一，项氏藏画非当朝名士是不得而观的。又在西湖读嘉定名士李流芳（公元1575年-公元1629年）画作16帧，伤其早逝。《膝寓信笔》记方氏曾访晚明儒者、大画家陈继儒（公元1558年-公元1639年）：“陈眉公曰，吾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受其教益颇大。公元1638年28岁时，观范凤翼（明末人，万历进士）等人藏画。其后又与陈洪绶（公元1598年-公元1652年）共饮，观其作画。
　　3.始终如一地坚守隐逸的元人画风。
　　方以智作画比书法创作迟得多，公元1635年25岁的方以智在南京所作的《四妙图》是现知其最早的一幅画作。而此时的方以智绘画或多为自误，并未留心。直到28岁与杨文聪（公元1597年-公元1646年）、吴伟业（公元1609年-公元1671年）等文友画家聚于范凤翼的画社，因有社册的任务，才“余归学画”，开始真正的研习画法。
　　方以智28岁始钻研画法，当年在藏家处观赏并受到启发的是元人黄公望（公元1269年-公元1354年）的画作，这在《膝寓信笔》中有明确记载。第二年《穰黎馆过眼录》中记载《方密之仿黄子久轴》款题：“己卯（公元1639年）四月十日，定甫约游东山，尽一日之兴；归而写此，略似黄子久。定甫以为然否？密之方以智”。无论是方氏著作还是画作题款，或记大痴，或写黄子久，皆透露出其学宗元代隐居不仕的文人画家。遗貌取神，简逸为上，注重主观意兴抒发的文人绘画表现手法，自然而然地吸引并影响着才华横溢的方以智。
　　公元1646年，方以智36岁时的《浮山文集前编》卷七《为朱子暇太守画》题：“高房山（公元1248年－公元1310年）以王容溪《如梦令》绘之为图，而倪云林亦用其意，赠王仲曼。今坐‘三萍’，偶梦得之，聊倩云山，以答青松红叶之笔。隆武改元春，宓山方以智”。此亦学元人一证。
　　公元1648年，方以智38岁所作的《浮山文集前编》卷八《临黄鹤（王蒙，公元1308年－公元1385年）林泉读书图书其作》：“东日堂观叔明作《林泉读书图》……余亦尝填《忆秦娥》一阕，以道南方忆古之意：花如雪，东风夜扫苏堤月。苏堤月，香销南国，几回圆缺。钱塘江上潮声歇，江边杨柳谁攀折？西陵渡口，古今离别……戊子冬宓山愚道人识。”此又学元人一证。
　　公元1652年，方以智42岁所作《意在笔先图》自题：“画在法中，意在笔外。莫谓大痴恁么作怪。壬辰冬日药地头陀写。”此亦学元人一证。
　　公元1668年，时方以智58岁，休宁人汪辑（明末清初，官至清福建布政使）求方以智画。其《山闻诗·柬药公乞画山水障子为左严伯母寿》有诗曰：“……吾师落笔争天功，万斤泉源随地有。间乘余墨貌丘壑，黄痴（公望）、倪迂（瓒）皆下走。……一水一石肯加惠，五日十日能相守。恰有四尺松江绫，请乘秋晴一挥手。”此又证方氏画与元人之关系。
　　从上文可知，方以智自28岁潜心习画，到58岁逝前3年，无论是其自己题画，还是别人评说都末脱离元代画家藩篱。以元四家为代表的元代文人画，以隐逸思想主宰画风，这或正与方以智逃禅思想相适应。其实方以智中年初入佛门时，内心冲突强烈，其父方孔炤曾告诫曰：“当明明善（方学渐），勿泥枯璧。”要求其师曾祖，平心静气做学问，不要拘于无用的声名。这是否也影响方以智绘画审美的取向，或备一说。
　　四、方以智书画艺术启蒙于母亲吴令仪，受教于仲姑方维仪。同时又受父方孔炤、伯姑方孟氏及家庭其他先辈的影响。
　　方以智母吴令仪亦出自名门，其父吴应宾翰林出身，学通儒释，著述颇丰。吴应宾父吴一介（生卒不详，字元右。嘉靖进士，官至河南右布政使），亦为政清静。《桐城耆旧传》载吴令仪“师事清芬阁，词翰甚美”。方孟式《纫兰阁诗集》“吴宜人（吴令仪）……吾弟淑配也。美善于归，宜室宜家，……至诗字琴画、刺绣酒浆，出其余力，种种精绝”。
　　方以智是在贤淑、智慧而具艺术素养的母亲抚育下度过快乐的童年、少年。12岁时方以智已工书法，“隶草腾龙螭”。母亲的教育是成功的。
　　公元1622年，方以智12岁时，“而吾母即世。……问我诸姑，仲氏任之。盖抚余若子者八历年所，无间色矣。”也就是说12岁到20岁方以智的教育工作由善绘好文的仲姑方维仪负责。方维仪18岁丧夫守寡回家，居清芬阁。以诗文书画终其一生。史载方维仪：“淹贯经史，能诗及古文词，……工白描观音罗汉，年七十余犹能楷书、描画不倦。”安徽省博物馆收藏有方维仪71岁时所作行楷书轴，书作虽不大，而平淡疏简，骨格停匀。内容言孝悌，笔法取钟王，诚为佳构。
　　方维仪年长侄方以智27岁，当方以智12岁时方维仪已39岁，寡居20年矣，应该说这时其书画造诣已臻成熟。此时教授方以智正是年富力强。《膝寓信笔》：“仲姑为姚心甫侍御之嫂，十七而寡，大归依母，居清芬阁，怜我丧母而抚教之。”《桐城方氏诗辑》卷一潘江《附方维仪》：“教其侄以智俨如人师”。方维仪一生都关注着爱侄。公元1660年，方以智禅游江西新城一代，多年未回家乡桐城，仲姑方维仪还特为其50岁生辰精心绘一帧绢本《罗汉戏狮图》（图九）。画面罗汉三人，头陀三人，于怪石奇松下戏一狮。人物表情各异，描法高古游丝，禅意深邃。款曰：“七十有六仲姑维仪为愚者老侄五十寿”仲姑方维仪爱侄，教侄如已出，方以智年过半百而姑母仍心存爱怜，垂垂不舍。而伯姑方孟氏其实亦然，1636年方以智26岁时方孟氏其时随夫张秉文在山东布政使任上。也许听闻侄以智在南京行为狂放，特致函劝方以智潜心攻读，不可有二心。方以智在《膝寓信笔》中记道：

　　伯姑山左寄书曰：汝父向为名职方，顷年靖变退赋，不忧不起官，正恐谈兵是沙场耳。吾侄读书，讲求实学（此正可证其学来自曾祖、祖父辈），何徒苦吟痛饮耶！天分无限，正当尘务经心。

　　字字珠玑，劝侄勉学以理说之，而怜爱之情溢于言表。方孟式善画工诗，居桐时亦指教方以智学文读史。
　　收藏于桐城市博物馆的《方氏五代遗书》手卷，第一部分就是方孔炤写示方以智、方其义兄弟的。因正文漫漶不清，已不能识读内容。就个别字揣测，是与修身养学有关的文字。倒数第五行后为：

　　终身而止  归老于白鹿□□□□氏积□终身  而止归浮山之别穴  守节抱孙志之勿怠  崇祯庚辰长至日  浮山翁仁植书示以智其义

　　时间是公元1640年，方孔炤50岁，方以智30岁，这年三月方以智成进士，而在元月方孔炤以失律下狱。长至日，古人有以计夏至，有以计冬至，而在这一年不管是夏至、冬至，方孔炤都是在狱中度过，方以智虽中进士而不得心悦。常于狱中陪伴父亲，无疑此手卷是方孔炤于狱中写示二子的。
　　方以智成年后飘忽不定，30以后更渐流离，而其不改求学之志，家族儒文环境自然是最大的支持。此手卷书法取自晋人，用笔沉着快捷，又渗以宋人行草意味。再看看安徽省博物馆几件方孔炤行书大轴，一看便知正统的王字体系。比照方以智在安徽省博、桐城市博的书法墨迹，不难看出他学书法师承是无须出家门的，墨迹证明他也没有出家门而另投别师。收藏于安徽省博的方以智11开《奇石图》（现存9开）作于公元1670年时方以智60岁，（图十）画上小楷题款可谓笔笔钟王、不出晋人一笔，就小楷而言无疑又受到仲姑方维仪的影响。

　　结  语

　　桐城“桂林方氏”孝友持家、秉直为臣、饱学为儒的家风，锻铸了方以智的思想。祖父方大镇“道器不离”的理论指导着方以智学术和艺术的实践。明亡后父方孔炤及家族前辈大多归隐的精神取向，引领着方以智趋向简率真情的元人艺术趣味。零零碎碎的文字记载，存量稀少的书画墨迹，还是让我们窥见方以智书画艺术的成因受到其家族文化精神的直接影响。现代学者吴大琨先生说得好：“在中国历史上，家族一直在社会的发展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要弄清楚某一地区的文化发展情况，就必须弄清楚某一地区一些代表性家族的情况，两者是分不开的”。我借吴先生话反证，要想弄清楚某个人的文化发展情况，就必须了解他整个家族的文化发展情况，由此来观察具体人的变化发展轨迹。由“桂林方氏”的家学而推断方以智的书画成就，当可作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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