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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瑞昌市冯姓寻根之地湖北江夏竹牌门

2013-7-28 10:11| 发布者: admin| 查看数: 1340| 评论数: 0

江西省瑞昌市冯姓现有人口近四千人,主要由三个庄门(三峰庄、株林庄、冯家铺)繁衍分出。其先祖均来自湖北江夏竹牌门。然“竹牌门”究竟在何处?及其变迁历史一直鲜为人知,今有幸从《从武昌城池的兴废看武昌城区的发展轨迹》一文中悉知先祖徙居地——竹牌门,乃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巡抚都御史顾嶙重修旧城的“中和”门,今属武昌辖地是也。现上传仅供吾族本家共享。

《从武昌城池的兴废看武昌城区的发展轨迹》

      
       武昌作为武汉三镇之一的古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独特的历史过程,作为见证的古老城池,从兴建到拆废,折射出武昌由建城之始的军事要塞、商贸都会到封建格局的政治中心,最后发展为独具特色的近代城市的全过程。
                                                                      一、三国——宋朝
       武昌的悠久历史可以和中国乃至世界的许多古老城市相比,但它有相当漫长的时间是作为军事要塞和商贸都会而存在的。夏商时,武昌已是较大的居民点,汉未已成商镇,三国时孙权开始在蛇山筑城。据乾隆《江夏县志》卷二记载:“会城筑自孙吴赤乌曰夏口城。”其城原在黄鹄山上,“依山负险”,面向大江和沙湖,城周仅二、三里,是一座土石结构的军事堡垒,这是武昌最早的城垣,其范围大致在今粮道街,青龙巷一带。至唐代,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儒“陶甓  之”,费时5年,将土城改为砖城,城区在原夏口城基础上向北、东、南三面扩展,北临沙湖、东至小龟山、南抵紫阳湖、西达蛇山西端。此次扩城奠定了武昌城发展的基本格局。广德元年(公元763年),皇上特授侍御史穆宁为鄂州刺使兼鄂、岳、沔都团练使及淮西、鄂租庸盐铁沿江转运使,镇江夏,以总东南贡赋,此举拓展了武昌城的港口功能,促进造船业和商贸的发展。这段时期的武昌城,其主要功能体现着中原军事要冲的传统地位。作为商贸都会的武昌,则集中在武昌城南的南市,也即城外,宋代范成大就这样描述武昌南市的繁华:“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货物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陆游也曾赞叹道:“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健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其贸易可见一斑。
                                                                  
                                                                   二、明朝
       明代,武昌城池趋于完备,其时,统治湖广的楚王就藩武昌,盘踞262年,各级衙署皆设于此,武昌城逐渐由军事要塞转为湖广地区的政治中心。
       明建始,百废待兴,被封为江夏侯的周德兴认为武昌城范围太小,遂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增拓,使武昌城范围比原来增加数倍。据1923年刊印的《湖北通志》记载:“城周三千四百三十丈,径东西五里,南北六里,城东、南、北三面有壕沟,计长三千三百四十三丈,深二丈,宽二丈八尺。”又有清雍正《湖广志》载:“明洪武四年,有江夏侯周德兴拓建,门曰:大东、小东、竹牌、新南、望泽、草埠、保安、平湖、汉阳。”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巡抚都御史顾嶙重修旧城,并将前六门分别改为宾阳、忠孝、中和、文昌、望山、武胜,余仍旧名。尽管城门名称更迭,但这座由周德兴修建的武昌城一直保存了约5个半世纪。
       在扩建城池的同时,周德兴在城内大举兴建楚王府,楚王府位于蛇山中峰高观山南麓,完全按王城规模布局,设4门,建高城,王府中轴线上,建有三殿,九宫,共800余间,周围布有御菜园,长春寺,王室宗庙,社稷等建筑,整个王府占地相当当时半个武昌城,湖广三司,武昌府、江夏县三级衙署,环置楚宫左右。许多街道均以衙署命名,如察院坡、巡道岭,抚院街、都府堤、候补街、司门口等至今仍沿用旧名。城南多为市街,为市民居住地,尤以长街(今解放路,贯穿旧城南化)、大朝街、中和门正街(今首义路)、千家街等最为繁盛。一个典型的封建帝王城池格局完全形成,其城池基本上遵循传统的中国封建城池方形棋盘式街巷布局原则,武昌城自此成为明清总督府、司巡抚、知府、知县以及官府所在地,奠定了其长江中游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
                                                                        
                                                                          三、清末(张之洞督鄂期)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人依靠自力与内力进行城市近代化的尝试,它开启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闸门,也使得武昌这样的政治、军事中心城市向近代工商业新型城市转型,武昌的城市功能转型,完全受益于张之洞在此进行的洋务运动。
       晚清,张之洞督鄂,推行新政,兴办洋务,开设文武学堂,对武昌而言,则奠定了武昌的工业基础和文教基础,其在武昌自开商埠,更为武昌向更深更广发展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
1890年张之洞创设丝麻四局,在将近十年的时期里,先后在武昌城外文昌门、平湖门、望山门等地建成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耗银500多万两。武昌近代工业由此而兴。
       在扩建续办“江汉书院”的同时,1899年创立“经心书院”,1890年创建“两湖书院”,1893年创办专业学堂(后改方言学堂,即武汉大学前身),加上湖北陆军学堂,湖北陆军测绘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等,一大批文武学堂,为武昌的文化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一批具有近代先进思想的人才由此产生。
从1898年开始,张之洞倡议修建武丰堤(城北)、武金堤(城南),经三年之功建成,同时又改建武昌城区沿江堤防为红石驳岸,与武丰、武泰二堤接齐,构成完整的江堤防水线,减轻了市区水患,于是武昌市区开始向旧城以外扩展。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张之洞奏准在武昌北门外自开商埠、筹设商场局。他预测“武胜门外,直抵青山、滨江一带地方,与汉口铁路码头相对,……为粤汉铁路码头,是武昌为南北干路之中枢,将来商务必臻繁盛,等于上海。”
张之洞在武昌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给武昌的城市近代化注入强大的动力:
1、引进了西方城市近代化的一些理念。如有关区域划分,详细规划设计,建筑风格技艺等,为武昌城市建设带来活力。
2、在武昌自开商埠,使市区扩大,新旧老城联为一体成为必然。
3、形成了武昌乃至武汉最早的近代纺织工业区。以后延伸至城北,上、下新河一带,成为华中纺织工业重镇。
4、奠定了武昌作为文化大都市的雄厚基础,大量中、高等学府的出现,造就了大批有先进思想的人才,为辛亥首义的成功作了“人”的准备。
       但是,在武昌依靠自力进行城市近代化尝试的洋务运动,由于其仅仅局限于某些物质或技术领域,而且是以落后的封建手段来搞近代工业,在武昌老城中并没引起深层次的变革,封建社会的遗风仍然在城市的许多角落顽固地占领着地盘,作为统治阶级象征的古城墙还高高盘据于人们心头。此时的武昌城池,并未像天津、汉口等城市一样被拆除,照旧以封闭型的“城”将近代资本主义的“市”阻拦在城池之外,出现了古老城池与现代烟囱对峙的奇特景观。
同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批被迫开埠的通商城市,以贸易为中心,快速进行着城市近代化,这些以经济为中心的开放性城市迅速成为城市网络的纽结点,传统政治性城市的中心地位逐渐失落,武昌就在此种情况下,从1907年起,在以后的二十年间,逐渐落后于汉口。
                                                                        四、民国时期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并席卷全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从民国伊始至1927年武昌历经了由古老的“城”向现代的“市”开放的艰难历程。最终成为统一的大武汉之一部分,其政治、文化,兼顾工商业的区域功能得以加强。
       这一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军阀忙于混战,无暇顾及其他,武昌的民族工商业得到一个发展的小间隙,在城北新河一带原张之洞自开商埠的基础上形成新兴工业区,先后建成裕华纱厂,震寰纱厂,第一纱厂。积玉桥一带居民不断增多,市街建设日渐繁盛。
       社会的进步,商业的发展,商人阶层的壮大,一个更大更广的武昌城区急待形成,拆除古老的城池已成必然。拆城呼声一浪高似一浪。
       1919年,省议员陈士英倡议、萧树仁、何炬新、吴兆廷等等六十二人附议,向省政府提出拆城修路、推广商业、发展经济的建议,列举拆城五利、不拆城五害,并拟办法八条,力主拆城。可惜当局未予采纳。加之时局动荡、财政贫乏,拆城之事一再搁置。
       1926年,北伐军付出惨重代价,攻下城池,立即决定拆城,以免人民再受浩劫。一直到1929年才完全拆毕。其时,国民政府亦迁都武汉,武汉三镇首次合而为一,武昌成为三镇之一,城区的建设利用此次机会,大大加快。
首先,市政得以改良,先进的道路,桥梁相继建成,城市建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市区道路系统,实为城市建设之首要,武昌的城市道路在此时被划为四个等级,依级治理,尤以环城公路、汉司路,贯通南北的武昌路山洞和胭脂路最为典型。
环城公路,也即中山路,是在拆除城垣的基础上修建的,此路从1927年修到1937年方至全部告竣,它联结着武昌老城繁华地带,也打通了武昌通往青山及江南各省的通道。
       汉司路,是武昌通往汉口的主干道,由司门口直达临江的汉阳门,这也是武汉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建的沥青路。
贯通武昌南北的武昌路山洞和胭脂路则在此时得到改善。武昌路山洞成为武汉最早使用钢筋混凝土的桥隧工程。
其次,武昌作为湖北的政治中心,文教中心的地位得以加强。
       由于行政建制上的分合,汉口时分时合,武昌划为省会区,省级行政机构皆设于此,湖北地区的政治中心逐渐形成。另外,湖北省立的学校也多设于此,如省立武昌高级商业学校、武昌高级中学、省立一中、省立一女中等,加之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等,各类学校林立,人才济济,湖北省的文教中心非它莫属。
第三,突出了武昌辛亥首义之区的功能优势。
       早在1912年,孙中山先生就有过“首义之区”一说,更有中和门被改为起义门,中和街改名首义路等。建立首义公园则集中体现了人民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之情。
       1921年,由首义人士夏道南等倡议,开始筹建首义公园,意在纪念辛亥革命,初建在武昌蛇山西端南麓,在大门处,竖有“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坊”,内建有中山纪念堂、黄兴铜像,中山纪念碑及戏院、茶亭等,以后陆续将整个蛇山公园改为首义公园,延用至今。“辛亥首义之区”成为武昌地区一张不朽的名片。
        纵观武昌城池从兴建到拆废这段历史,不难看出:武昌古城作为中国传统城市的功能结构主要体现在军事防御和政治中心方面,其结构功能较为单一。这一单一化功能结构城市随着开埠开始改变,但武昌又不是直接受外力冲击的通商口岸,其对于汉口这个通商口岸的依附性,加之堡垒内部的封建惰性,尽管有洋务运动和自开商埠的内部措施,一道高高的城墙终将武昌与汉口等城市拉开了一定距离,其城市近代化的步伐艰难而缓慢。辛亥革命,将武昌重新推上中国政治舞台,接踵而来的武汉国民政府将三镇合而为一,拆除了封建城池的武昌焕发了活力,因时造势,再扬风帆,一个集政治、文教中心为一体的近代城市开始在长江之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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