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网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道州调子戏（图）

　【读稿人语】这段时间，我总是想到温暖这个词，也许是身处冬天的原由，而我此刻所提及到的温暖是指心灵的。想到这些四方八面朝向我的温暖，其中一部分就来自我的这位旧友凌鹰。凌鹰的眼神细得似一条缝隙，极像两只鹰眼潜伏在我的身边。我就应报社的安排，让他出来为永州日报写一组关于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散文。阅读其中每一个项目的资料都在十万字上下，我对他说：“这对你细细的眼神委实就是一场很严酷的战争。”凌鹰没有说出一个字，他站在我和他所在的那个光线暗暗的屋子里，平淡地只是脸露出只有一位很优雅的女子才能够有的那种羞色看着我，这毫无疑问地给了我的心灵一次很严重的温暖。不几天，这家伙居然就写好了祁剧、祁阳小调、瑶族长鼓舞等五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文稿，现在又把零陵渔鼓、盘王大歌、奏铛、瑶族伞舞、道州调子戏等十几篇省级非遗项目的文稿放在了我的案前。每一篇文稿，凌鹰的叙述口气都是平淡的，但是在穿越这些文化的沧桑流脉中，有时候他又夹杂了一些些语气上的强调。这种平淡，和平淡中这种恰如其分的强调，若不是和这些文化有过相似的经历、若没有一对缝隙似的鹰眼，没法显出来。也许一种文化一经诞生，平淡的叙述才是恰当的方式。通过凌鹰的平淡叙述，我就可以走出我所身处的低俗，走进这些样子很古老的文化。我站在这些文化的戏台下，从这一头看过去，看到那一头，而我有时候却看得比戏台的两端远很多，看到这些戏台背后昔日的繁荣，看到这些昔日繁荣景象中的影影绰绰的人群。这些舞、这些调、这些剧、这些歌、这些乐、这些戏，在古今永州人所处的每座城市和乡村，都曾经像一阵又一阵温情的风，那么百肠回转地穿过。它们一次次穿过了永州人的繁茂而荒凉的院落，一次次穿过了永州大地上婆娑的树影，缓缓地揉搓着永州人的心地。在凌鹰那种曲调平缓、沉静、悠长的叙述中，也不难看见这些文化的苦难身世就像人间的苦难身世一样，在我的眼前那么饱满开阔地散漫着，既无源头可寻，也无尽头可以企盼，一个苦难搀扶、鼓励、抚慰着另一个苦难，迟疑却又勇往直前地向着难分难解的苦难跋涉而去，就像这道州调子戏的声带中夹杂着的那种不易被觉察的轻颤，如盲人对前途战战兢兢的摸索，透露出被永恒的苦难所覆盖的生命质地，传承是多么地不易啊！回想到这一切，我的心就仿佛被这苦难的激情拍打着，而绽放出在这个冬天里无法掩盖住的温暖！　（田人）

 
□凌鹰

　　几次到道县，朋友们陪我去看那些古民居，我都会在脑子里潜意识地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些聚居着几百人上千人甚至几千人的古民居，曾经是不是经常有戏班子来唱戏呢？以我对以往的道州民间戏曲的了解，明清期间的道州，上得了台面的地方戏只有祁剧、花鼓戏和调子戏。而祁剧和花鼓戏在那时候的道州又并不怎么“吃香”，唯有调子戏才是道州人的“家常便饭”。然而，道州的调子戏虽然用道州方言唱出了最贴近生活真实的人和事，而且唱词和对白都很犀利诙谐，散发出浓郁的地方特色，但因其中的内容有点粗野直露，显得过于生猛，过于赤裸，过于“原生态”，因此就经常受到官府的干扰和遏制。官府这种强行的干扰，等于断了艺人们的生路，他们可还要靠卖艺养家糊口的呀。没办法，那些可怜而又可敬的艺人们，只好背着他们的行囊，在一些乡镇走村串巷卖艺为生。而道州的古民居又密密麻麻的住满了人，正是旧时的艺人们唱戏卖艺的最佳场所，他们能放过这些与自己真正算得上“门当户对”的观众吗？能不来到这些住满了穷人和富人的古民居吗？

　　当然，猜想和推测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好奇，因为我对某些我喜欢的事物和场景总是爱产生一些不着边际的联想。至于旧时那些民间艺人到底是不是经常在我行走游览过的这些古民居卖过艺，我却并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我只是想借助这种联想来为自己对道州调子戏历史踪影的追寻找到更多合理的路径。

　　就这样在想象的空间里找来找去，我还真的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历史的通道。一次跟道县的朋友去看文昌阁，虽然看到的仍然是八面石墙的文昌阁，但它却并非“原版”，真正的文昌阁早在清朝末年的维新运动中就被破坏得千仓百孔，我所看到的是完全重新修建的文昌阁。而且，现在的文昌阁还被附加了一个新的名字：濂溪阁。这应该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文化景观，因为过去的文昌阁的旨意就是文运昌盛的隐喻，是供奉“文昌神”的一处圣地，是文人雅士们聚会游玩的乐园。在过去的道州，凡是进士、举人、秀才的名录和事迹以及一些在道州做官的名人书画，生平事迹，都会刻在塔顶那一层。修复后的文昌阁虽然不可能完全为我们还原那段历史，可我们还是应该感动，因为它的被复原，让我们间接地触摸到了道州的文化记忆。

　　也就是站在这座新修复的文昌阁上，我听到了道州调子戏粗粝而又火辣的音韵。这种饱含质感的音调，是从文昌阁旁边的一座戏楼里传出来的，戏楼的旁边还有一座庙宇，一条青石板路从庙宇里横穿而过，挑盐的、背树的、卖布的、做手艺的各种挑夫和商人，都要从这条青石板走过，因为这是通往广东和广西的一条必经之路，一条行人和跑马的官道。

　　站在文昌阁上听到的道州调子戏，虽然也来自我的想象，但它更是最真实的历史的声音和岁月的回音。我后来了解到，民国时期，有个叫做“六和班”的戏班子，就经常在文昌阁旁边那个叫湾里街的乡村戏楼表演道州调子戏，那个戏楼后来被叫做文明戏院。可恨的是，文昌阁在1944年被侵华日军的炮火毁灭，只剩下一些残存的阁基，戏台也从此荡然无存，只留下一串悲凉的叹息。

　　道州调子戏其实并不怎么老，它产生于明末崇祯年间，虽然已经“活”了三百多年了，可比祁剧还年轻了两百多岁。

　　最早，道州调子戏还是一个黄毛小丫头，而且也不叫调子戏，她小时候还有三个奶名，分别叫小调、对子调、地花鼓，然后才被确定下来叫调子戏。

　　既然是由一个黄毛丫头慢慢长大的调子戏，固然就有她作为一个野丫头的野劲辣劲泼劲和柔劲，这也是道州姑娘独有的劲道和味道。所以，道州调子戏浑身都散发着一股道州的气色和味道。你只要一闻一品一尝，那股浓郁的道州味就会久久的萦绕着你，就像道州的红瓜子一样，让你想嗑又不会嗑，叫你欲罢不能。
道州调子戏，其实并不是单纯的戏剧。她最早被俗称为唱调，不需要严格的舞台，坐在哪里或站在哪里都可以唱，与唱戏有本质区别，其基本唱腔是从山歌、俚曲、小调等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后来经过一些老艺人们的深度加工，才逐步形成以课子、道白、小调、唱腔等形式出现在舞台上。登上舞台之后的道州调子戏，才真正的戏中有歌、歌中有戏，音乐和戏剧缠绵纠结在一起，说唱和道白嬉笑怒骂不可分。

　　据老艺人介绍：道州调子戏剧目共有二百多个，曲牌三百二十四种，现已挖掘整理了一百六十四个剧目。其中，在道州家喻户晓的剧目有夫妻夺标、接老婆、戒赌、戒毒记、考货郎、农家风波、三对象、十月飘、铁铸精品、王八赌妻、王二打妻、王六试妻、消江渡、阴错阳差、月岩情、重建家园、周敦颐断悬案、同年妹妹、校园金匾等。其舞台语言采用的是地道的道州方言，音乐部分有民歌、山歌、渔歌、情歌、号子、小调、丝弦等元素。真可谓是“北有二人转，南有调子戏”。

　　道州调子戏以大唢呐为主奏乐器，显得高亢、粗犷，曲调多用开朗热烈，欢快活泼的丝弦调和走场调。

　　道州调子戏的制品器具还有文乐、武乐之分。

　　文乐系本地艺人精心加工特制的挽胡（二胡），大筒（低胡），绷绷琴（三弦），月琴，笛子，大唢呐、小唢呐等组成。武乐有小鼓、朝鼓、老榔、大锣、小锣、大钹、小钹。而且，由小鼓指挥全局，它的“瓢头”一出，各种器乐立马“杀”了出来，其声韵有板有眼，毫不含糊，配合默契，和谐圆满。

　　说到道州调子戏，其实她还是零陵花鼓戏的老母亲。这个辈分，零陵花鼓戏不能不接受，而且不能不呼喊调子戏一声“娘”。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道州调子戏艺人与祁阳花鼓灯艺人在零陵同台演出之后，就产生了要将这两个地方剧种糅合在一起的念头，于是他们共组剧团，将道州调子戏的花灯、念白、歌谣和一些唱腔借鉴过来，从而派生出零陵花鼓戏这个地方剧种。

　　道州调子戏不仅是零陵花鼓戏的老母亲，还是广西彩调剧的“养母”，因为广西彩调剧就是在民国年间从道州调子戏的诸多元素中衍生出来的。

　　道州调子戏虽然影响和催生了两个地方剧种的形成，可她自己又是从清乾隆年间传入的民间“耍狮子”的歌舞中脱胎换骨而来的。我看过民间狮子舞，但我却从没见过在狮子舞中还有唱歌唱戏的过程。由此可想，道州调子戏的艺人们真会突发奇想，也真会发现创造。

　　从歌舞型的演唱形式过渡到以说唱型为主的戏曲形式，道州调子戏很少歌颂帝王将相，大多展示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劳动生产、爱情生活，常以民间的忠、孝、礼、义故事为蓝本。这是一种完全把生活现实直接当养分去吸收的地方艺术，因为她的根扎在道州的土壤里，她长出来的果实也就像道州的老旱烟一样辛辣，像道州的红瓜子一样香脆，像道州的甘蔗一样甘甜，像道州的血罗卜一样娇艳。

　　道州人对调子戏的狂热喜爱，一点也不逊于东北人对二人转的迷恋。无论年节寿庆、婚丧嫁娶，都必请调子戏班开台唱戏，村民们则每场必看，通宵达旦。

　　可惜，道州人对调子戏的这种酷爱，早已成为往日的记忆。

　　并不是道州人不爱调子戏了，而是太多新生的、激烈的浪潮，将调子戏冲击得再也站不稳脚跟。在日新月异的娱乐文化冲击中，她踉跄的脚步最后又怎么赶得上众多新的社会娱乐步伐呢？也正是因为多元化的文化娱乐的渗透，难以为继的调子戏班才无法不急剧减少。最早繁衍生息于道州田间乡村的调子戏，在鼎盛时期曾经拥有过三十余个调子戏班。遗憾的是，现在却仅存六个戏班，分布在全县四镇二乡。即便那仅剩的几个戏班，因艺人的收入养不了家，糊不了口，其演出活动也开始日渐萎缩，他们只能间歇性地在本地各乡镇为民间节庆、红白喜事演出献艺。

　　文化与文化的碰撞，无所谓对错，无所谓是非，他们各自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有其消亡的原因。我们所能做的事，就是对它们存在的珍视和挽留。

　　在道州，一代代调子戏老艺人都早就这样去奉献了他们的情怀。

　　据道州志记载，“清光绪二十二年，李恩祥在上追塘创办了一家“学字馆”，收徒十余名，主要教唱半戏半调，这是当时的道州创办最早的道州调子戏科班。

　　光绪二十三年，王缺婆子在县城桥背街创办了“清字馆”，收徒二十人，以教唱道州调子戏为主。

　　民国六年，老人丑在县城创办“老人丑班”，每期学徒二十人，传授道州调子戏。

　　民国十四年，由道州调子戏艺人冯初学组班，唱半戏半调，在城乡演出二十余年，搭班艺人有丑行何老润、何老四，旦行李玉秀，生行陈忠秀、毛长子、廖青年、黄飞学等艺人。

　　继后，道州调子戏班就像山林里的野蘑菇一样，开遍了道州的各个乡镇村庄。其中有蒋学庭于民国十八年在县城湾里街创办的“六和班”，也就是经常在文昌阁唱戏的那个调子戏班。还有何玉清班、冯祥昌班、唐家班、彭满崽班、范恩友班等大小规模不一的调子戏班。这些调子戏班的应运而生，让我们不难想到，道州人曾经对调子戏的喜爱程度。

　　我们不能不感恩从清朝到民国的那些调子戏班，正是他们，将道州调子戏传承了下来。

　　最早创办调子戏班的李恩祥，自幼喜欢唱戏唱调，经过多年拜师学艺，练成了一身演艺技巧。他在上追塘创办调子戏科班后，就将前辈艺人传下来的花灯、对子调发扬光大，吸取其他剧种精华，变一人演唱为多人演唱。他不仅能扮演生、旦、净、丑多种角色，还精通文乐、武乐，善于吹拉弹唱。

　　然后说到李恩祥的弟子冯学初。他从小就跟随李恩祥学戏，民国十四年到广西平乐组班，唱半戏半调，民国二十三年回道县组戏班，在城乡演出二十余年，善演生、旦、净、丑各种角色，会吹拉弹唱。据传一生组建两大戏班，能上演《讨学钱》、《王一讲理》、《赶子牧羊》、《同年妹妹》、《一对鸳鸯》、《打狗劝夫》、《王氏挨磨》、《错配姻缘》等一百多个大小调子戏。

　　艺人传艺，就像竹子泡竹笋，老竹子泡出新笋子，新笋子变成竹子后又泡出新笋子。

　　冯学初的得意门生是廖青年，他自幼就拜老艺人冯学初为师，刻苦学戏多年，于民国三十五年组建廖青年班，唱半戏半调，常年在道县城镇和乡村演出，并经常应邀到广东、广西、宁远等外省外县演出，善演生、旦、净、丑。可演出《贫富上寿》、《桃园失子》、《双怕妻》、《三看亲》、《补皮》、《龚师傅裁衣》等一百多个大小调子戏。

　　后来成为零陵花鼓剧团台柱子的何玉清，就是廖青年的得意弟子。他跟随廖青年的戏班唱调子戏多年，能扮演生、旦、净、丑多种角色，能上演《九铃杯》、《打母变牛》、《双看相》、《阴阳宝扇》、《云南寻夫》、《咬舌记》、《长春教子》、《爱伯伯兑账》、《送表妹》等一百多个大小调子戏。

　　紧随何玉清其后的一个个传人，还有涂胜清、何聪清、宋国英、高正伟。

　　道州的调子戏能否像一片永远茂盛翠绿的竹林一样，以其永远壮观的文化景象倒映在濂溪河的上空，固然不可缺少传人们的精心浇灌，但我们的这些文化传人，又更需要能照彻他们身心的阳光和雨露。

　　 （本版图片提供周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