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全州古代文人的家族群体:旧时王谢堂前燕

□蒋钦挥

查全州古人自宋到民国，留下的各种著述记录的，共有150多部，但至今能在广西及京、沪图书馆能找到的不足30部。自宋至清，全州考取进士者共143名，科举之盛仅次于临桂（桂林）。但到了清末、民国初的出国留学者，不但不能紧随临桂之后，甚至逊于桂南。

纵观全州明清两代文人之特点，其表现形式多以家族群体出现。如明代，有蒋 、蒋冕兄弟，前者为南京户部尚书，后者为首辅内阁大学士。陈瑶、陈琬堂兄弟，前者为佥都御史，后者为工部左侍郎，二陈的子侄辈均在京为官；舒应龙、舒宏（有书作“弘”）志父子，父为南京工部尚书，子为探花。以上三家，均居县城。到了清代，则有桥渡（属龙水镇）谢良琦、谢赐履叔侄父子辈；才湾蒋林叔侄父子；龙水蒋启敭父子辈；晚清还有名御史、绍水的赵炳麟父子辈。清代全州名人均出自乡村。

这些古人亦官亦文，除舒宏志享年不永外，其他人均有诗文著作传世。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又不囿于文学作品。他们有的是理学名臣，有的是宫廷史家，有的一家累世为官；有的才华横溢，堪称粤西词坛领袖；有的耿耿忠直，留名清史。

全州古代文人为何以家族群体形式出现？这里有必然之数。

全州为中原文化进入岭南的通道，在战国时已经建县。古时，沟通中原与岭南的往来，共有五个通道口，而以湘桂走廊最为便捷。在秦以后，因凿通了兴安灵渠，使西江水系与长江水系同为一脉。全州居湘江上游，上可经灵渠到珠江，下可由湘江到长江。因此，全州成为中原至岭南的交通咽喉。从古人留下的诗文可知，当年流放岭南的柳宗元、柳开、黄庭坚、范成大、刘克庄、顾璘等中原文化名人，及旅行家徐霞客，都是由水路经全州到达广西的。

水路要道、交通便利，贾商云集，人文荟萃，往往为文化初起之地。中原文化由黄河流域次递而南，全州得开发风气为广西最先。

明清全州人文以群体的形式出现，带明显的家族色彩，这种特点的背后，往往需要祖辈几代人付出辛劳。查看这些文人的族谱，不管是小商，还是土财主，或是官宦，通常是创业的祖先辛勤劳作，自奉节俭，逐步积累，然后购买田地，继而出租。在经济条件具备之后，方能送子孙读书。这种过程，又不是一两代能够完成。比如龙水村的蒋维新(宏达公五代孙)，崇祯年末中举，次年就改朝换代了，按照气节的观点，不再做官，回乡教书终老一生。蒋维新家居极其简朴，炒菜时将一团棉絮绑在筷子上，蘸上油在锅底划一圆圈，有客人来时，就在圈中加划一个“十”字，收的学费则用来周济乡族里党。后人将其旧居命名为“絮箸堂”。因此，表面上看，通过科举考试，一代清贫即成显达，从深处看，一个人要在科举的路上成功，其幕后要经过多少年的惨淡经营。

桥渡谢氏的始祖为谢士夔，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进士，只因奸臣贾似道当权，不仅自己终生不仕，还告诫子孙勿应举。这种近似因噎废食的做法，今天看来有失偏颇。400年过去，他的后人谢良瑾成为谢家的第二个进士，只任过知县，名气远不如举人出身的乃弟良琦。谢良琦，广西方志称他为“粤西词坛领袖”，著有《醉白堂诗文集》。但他性格古怪，雅不合群，不能容社会，也不为社会所容，因此只做过通判。谢氏的显赫，由他的族孙辈谢赐履推至顶峰。谢赐履以举人出身，康熙末年官山东巡抚，据说是清代桂籍中第一个担任封疆大员的，著有《悦山堂诗集》。他的五个儿子中，有两个进士，其中谢庭瑜为吉州牧，谢庭琪为忻州牧，且有政声。

至今最为谢家后人骄傲的，当数谢赐履亲侄子谢济世。谢济世一生虽然只做过四品的粮储道，官衔不高，但他的才学与叔曾祖谢良琦为广西方志称“全州二谢”。更使人感叹的，是他的硬骨头精神和他那传奇般的坎坷经历：他自38岁御史任上开始，一生九年流放，四次被诬，三次坐牢，二次罢官，一次陪斩，险些把脑袋赔了进去；又因著书能持独立精神，成为清代残酷文字狱最早的受害者。他著有《梅庄杂著》。

桥渡谢氏康乾年间出了四个解元，即广西乡试第一名。这在全州绝无仅有：谢明英和他的两个孙子谢济世、谢庭琛；另一位是谢鹏翼。但是，到了晚清，谢氏的“大鹏之翼”似乎不再扶摇直上了。

与谢氏同时兴起的是才湾蒋氏。才湾蒋氏是万历年间从石冈（今属永岁）迁来。石冈祠堂大门那副对联“累朝荣荫家声远，历代科名世泽长”，为明万历时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所题。但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到了清雍正年间，才湾蒋氏这才兴起，代表人物是宫廷史家、侍御蒋良骐，由他编纂的那部《东华录》，被史家称为“蒋东华”（以示与晚清王先谦的《东华录·续编》相区别），至今仍成为史学界研究清前期历史的必读书，1980年中华书局为之再版。蒋良骐的父亲蒋林，曾任过长芦盐运使；叔祖蒋肇为通政使，还当过雍正时的侍讲；兄蒋良翊当过万全县令，均为进士。其中蒋肇、蒋林、蒋良骐均为翰林院学士。叔伯子侄辈先后有10人中举，4人成进士，有“一门四进士，三代三翰林”之称。

同出石冈的龙水村蒋氏，其人文的兴旺，似乎比他同宗的才湾蒋氏及桥渡谢氏来得稍晚，但却绵长得多。这个村2000多人，过去全姓蒋，共有10个进士，32个举人。留名清史的是蒋琦龄，任过顺天府府尹(相当于北京地区最高行政长官)，他留下的著作为《清空水碧斋诗文集》，著名奏章是《中兴十二策》；他的父亲、河道总督蒋启敭，有政绩，著有《问梅轩诗草偶存》。

同一时代的全州籍士大夫灿若群星，乡友间到底有多大影响，现在已无从深究。但是，士大夫的乡土情结割舍不断，他们为家乡争光的共同心理，道义上的互相勉励，人品上互相砥砺，学问上的互相切磋，仕途上互相提携，恐怕在所难免。蒋良骐在所辑《东华录》中，对他家乡的先贤谢赐履、蒋洽秀、谢济世着意推崇，尤其对表叔谢济世记载尤详，便是一例。

封建社会重门第，提倡光宗耀祖。当一顶象征着权势和地位的八抬大轿抬进村头时，自然会使村里及邻近的读书人心头发痒，激励他们发愤苦读；何况一人为官，多少可以提携后人。就算是读书人一生未做官，在事业上无所展布，但在传统文化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则是无疑。他们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寄托在子孙后人身上，对他们实行严格的家教。假如他曾经为官，几经宦海沉浮，疲惫地回到家乡后，也会以训子课孙为乐，弘扬圣贤之道，希望下一辈能继承己志，继续未竟事业。

这种家教的影响，在士大夫家庭表现得十分突出。

明代大学士蒋冕，著文自称幼时“粗知字义”，是受益于姐姐尤多；蒋良骐回家养老母十年，“训课幼弟，抚育孤侄”，使他们都成为秀才。龙水村的蒋励常，自己虽然只当过融县训导，但对子孙的教导却很严厉。当儿子蒋启敭步入仕途，他要他立志“为朝廷添一好官，为地方行无数好事”，“总求无负于国，有益于民，不愧于天，不怍于己。”他的孙子蒋琦龄官至顺天府尹，有清代名士之称。另一个孙子蒋琦洵做过河南按察使，一次到河南等地“劝捐”——在定例之外为应急向老百姓募集粮款时，琦龄写信告诫弟弟：“事虽难办，亦只‘洁己防弊’四字足以尽之。苟可以报命，即宜中止。不可为竭泽之渔，以博上官之欢，为梯荣之具。”希望弟弟“立定脚跟”，对这种奉命刮民钱财的事，适可而止，不能为讨好上司而累及百姓。赵炳麟比他父亲赵润生晚一年成进士，他升为监察御史后，父亲频繁来信，要求儿子“审时势、酌进退”，“谦交君子而不可流于党，善避小人而不可结为仇”。赵润生的遗著《庭训录》，便是他教子的心血结晶。

家族间的互相影响，还从谢庭瑜在家乡建藏书楼可知。素有藏书癖的谢庭瑜，自山西位上退休时，便将十多年所购之书带回全州，迁居大湾岭（今属才湾镇白石村委会），闲暇时间“以培养人才为事”；民国时期，龙水蒋氏用宏达公的部分春秋祭田、旧林寺的捐田，创办私立宏达中学（今龙水高中的前身），族中子弟就读均免交学费。

如果家族间对士大夫的影响，被称为“明线”，那么，与之相辅相成的，则是名门望族相互的婚姻关系。

封建社会讲究门当户对。这种世代婚姻关系，使士大夫在社会地位、经济利益、文化层次诸方面，从血缘关系上结成巩固的、长久的同盟，共同推进当地人文的发展。

龙水蒋氏和桥渡谢氏，两地相距约七公里，土地资源、经济状况、人的素质相差无几。查龙水蒋尚翊一支，可知从子孙顺延五代，曾有14次将桥渡谢氏的大家闺秀娶进村来。其中那位顺天府尹蒋琦龄的夫人、母亲、祖母、曾祖母、高祖母，均为谢氏。谢氏同才湾蒋氏的婚姻要早于龙水蒋氏。谢济世的母亲为才湾蒋氏，继母为石冈蒋氏，他的元配为大路底蒋氏，妹夫、女婿、儿媳均为蒋氏。而谢赐履的女婿、三个儿媳、四个孙女婿，也是石冈及其附近的蒋氏。

世代婚姻与家学渊源一样，对人才的培养与成长，有着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潜移默化，大多表现为受知识熏陶的女性，由于丈夫在异地为官，或长期远离家乡，自己往往在家负起教子的任务。

谢济世的父亲仅为秀才，母亲之兄蒋芾曾任过魏县县令，弟蒋肇曾官翰林院学士，因受其影响和熏陶，故粗通文字。当谢济世少时贪玩，“与群儿嬉戏，竟日忘餐，手执一书则昏然欲睡”时，母亲就用细树枝抽打他，并用外公教她兄弟的话开导儿子：“汝畏辛苦而贪快活耶?夫快活须从辛苦来。吾曾闻吾父训吾兄弟云：早辛苦早快活，迟辛苦迟快活，不辛苦不快活。”每天读书回来，母亲必考其作业，逢不上课，则把他锁在一室读书，不到吃饭时不开门，晚上纺纱陪儿子读书到三更。谢济世考秀才时，学政张豫章光着脚坐在堂上，要考生跪着呈卷。谢济世拒跪被赶出考场。母亲却赞扬他：如果今日为一秀才屈膝下跪，他日到了官场，岂不是苦心钻狗洞拜达官贵人为干儿子?赵炳麟曾记载龙水蒋中丞谦之(疑是蒋良骐。良骐，字千之)的母亲教育儿子，“当秀才时要有宰相胸怀，当宰相时要有秀才的苦功”。

明代名臣蒋冕与名宦陈瑶、陈琬为世代联婚。蒋冕和他的儿子、孙子先后均娶陈氏为妻。他在著作《湘皋集》中写陈氏“生长儒宦家，耳濡目染，皆读书之训……”。这种“生长儒宦家”的家庭环境和读书气氛，自然为士大夫成长、成才，提供了普通百姓所不及的环境和条件。

综合上述，封建社会一人中举或成进士，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除了祖父辈的节衣缩食、积攒家产之外，慈母的庭训、教诲，贤妻的内助，通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有时，有文化的母亲对儿子的影响，往往大于父亲。

诚然，全州人文兴起，又与士大夫本人的刻苦勤奋有关。其代表人物当数谢济世。“深闺夜静一灯青，儿读诗书母纺织。书读三更儿就眠，机声轧轧无停息……”。谢济世少年时读书三更不止，中年即便充军到了阿尔泰，面对雪山戈壁、大漠荒丘和穷困潦倒，仍孜孜不倦穷经著书，以至年过花甲、告老还乡仍读书不已：“永夜静无寐，书声恼四邻。不知老已至，只讶漏何频。乌迹蝇头字，青灯白发人。寒鸡偏晓事，窗外又司晨”，便是他夜读的写照。因此，清人评价“人皆称济世公乃奇才，从此诗可见与其勤奋治学有关也”。但因文字狱，谢济世所注释的经书刊板共237块，在乾隆六年全被销毁。

也有人认为古代全州人文之盛，是与风水有关，尤其与当时的文庙（即孔子庙）的高矮有关。但也有人不信这个观点。乾隆年间，举人俞廷举(其父俞焯、子俞当毅，均为武进士)曾参与一场文庙迁移的大辩论。他认为全州人文兴衰，“实由读书之勤惰，不关文庙地运之低昂”，过去“每宿一村，伊唔之声达旦，降至今日则大谬不然”。

看来，人文一时之盛，与当时的社会和家族间的学习风气及学子个人的努力，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