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麟瑞的父亲像王延庆的父亲一样，也是英年早逝，王麟瑞的母亲也像王延庆的母亲一样抚孤守节，含辛茹苦培养王麟瑞读书入仕。乾隆十九年（1754）中进士后，授官山东沂州教授，一生致力于学问。他的儿子王大鉻也于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中三甲第六十名进士。
王氏家族中致力于学问的进士还有，王余晋：山东兖州府教授（五品），教授孔孟圣学，学名远播；王余英：出资修缮过岳麓书院，并被山长聘为主讲；王森长（王检的孙子、王燕绪的儿子）：翰林院侍读，放任过陕西乡试同考官，为陕西选拔人才而不予余力；王善壁：广东乡试同考官，诸多名流出其门下；
王氏家族从第一个进士王三锡的蹈海殉国，到最后一个进士王懿荣的投井殉国，走完了这个家族从明朝末年到清朝整个朝代的历程。从诸多猝死在任上的王氏先辈们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到这个家族所传承着的精神世界和民族意识，所以在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个家族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就会顺理成章地表现出了这个家族刻在每一个人灵魂中的深深烙印。只是现在这样的家族，越来越凤毛麟角了。
移民（郭氏家族）
明朝洪武年间，朝廷在胶东各地加强卫所建设，并从外地排遣兵丁镇守福山中前所，这样福山三大家族：郭氏家族、谢氏家族、肖氏家族由此而诞生，并逐渐成为福山有名的望族。其中郭氏家族成名最早，地位也最为显赫，诞生了明朝南京兵部尚书正一品官员郭宗皋，而且这个家族对福山的农业做出过重大贡献；谢氏家族共考取进士7人，举人14人，对福山的文化建设贡献最大。其中谢氏家族第一个进士谢乃实，对福山八景每景的赋诗，不仅歌颂和宣传了福山的自然风光，也弘扬和繁荣了福山的文化；肖氏家族共考取进士6人，举人11人，对福山的教育事业贡献最大。肖氏家族第一个进士肖劼，晚年回乡后主讲于福山宾阳书院，教育福山士子们攻读史籍应对科考，勉励他们走正途报效国家。他还主持重修乾隆年间的《福山县志》，成为当时福山有名的乡贤人士。
福山郭家始祖郭福辉祖籍江西万安县，洪武年间郭福辉以小旗（辖兵10人）的身份自江西备倭调防福山中前所，后落户福山，传至第四代郭天锡就弃军从儒。郭天锡明朝弘治十七年（1504）中举，授官直隶静海县知县。后任徐州知州、兰州知府、河南陈州知州，最后在刑部郎中位置上积劳成疾、以身殉职。郭天锡虽历任地方官，却家徒四壁，全靠夫人在家纺布维持家计。
郭天锡的儿子郭宗皋少年聪颖，8岁时就能对诗联句，13岁颇具诗名。一次先生组织众学子春游，先生命学子们即兴作诗，郭宗皋低头吟道：
鸡鸣声声乱明霞，舞秀迎风受落花。
怪见学童出门望，鹊声先我到山家。
这首诗描写了山村农家周围明丽如画的自然景色，立即受到了先生的大声赞叹。可郭宗皋少年家境太过贫寒，懂事的过宗皋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不得不白天打工，晚上再去私塾读书。她的母亲就像当年的孟母一样，十分牵挂儿子晚上读书的安全，所以她总是晚上纺布到儿子下学回家，并亲自为儿子打开房门。功夫不负有心人，嘉靖七年（1528）29岁的郭宗皋参加山东乡试考中了第十名举人，次年入京应试巳丑科会试，连捷第十名贡士，殿试以二甲第二十名好成绩，赐进士出生。朝考一等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宦海几经沉浮，隆庆元年（1567）郭宗皋被授南京兵部尚书正一品官员。隆庆二年（1568），70岁的郭宗皋已无意仕途决意辞官，并终于被新皇帝批准。
早在嘉靖十七年（1538）郭宗皋出任山西按察副使时，见到代州（今山西省代县）城南有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不久被当地的百姓利用河水种植水稻，收成倍于其它的农作物，他由此想到了家乡清洋河盘大片的盐碱地。他亲自到田间向老农请教，明白了改造盐碱地的方法。后来他在涉猎古籍时，又多次见到古书中有关盐碱地改造水田的记载。为此他认识到，引水洗盐，变无用为有利，是由穷变富的一个好方法。于是辞官后的郭宗皋，从南京带着会做水车的能工巧匠和而个会种水稻的老农回到了家乡福山，在福山西北大柳杭买下盐碱地40亩，利用遏水法，在河里树木栅闸水，安水车灌溉水田种植水稻，开胶东地区兴水利洗盐碱地变肥田之先河，也是胶东引种水稻的第一人。
水稻收获的那天，郭宗皋请来了福山知县及本邑的名流好友们，一起观赏、品尝新稻米，他还即兴作诗曰：
瘠土变为泽园田，清流时借以诗泉。
老农东路三千里，雇值青趺半万钱。
六月莲塘花正开，稻翻新两碧云堆。
江南有客曾倾盖，笑问何人缩地来。
在郭宗皋的带领下，清洋河两岸诸多的盐碱地，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和利用，成了福山有名的水稻生产基地。这就是郭宗皋对家乡农业的贡献，他在家乡务农20载，90岁高龄时病逝于家乡老宅，朝廷追增他为太子太保衔，，谥号“康介”。他的曾孙郭谏也在清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会试中，考中了二甲第十六名进士，而那年他已经52岁了，是福山进士中年龄最长的人。顺治皇帝引见时，问其家世，格外开恩入选庶吉士，进翰林院，成为清初翰林院中的年长者。
移民（谢氏家族）
福山谢氏始祖谢魁一、谢魁二、谢魁三、谢魁四，以小旗（管辖兵士十人）调山东青州左卫；洪武十七年(1384)调登州卫；二十二年（1389）又调福山中前所，落户福山西关村。谢氏四兄弟原籍为安徽宁国府宣城县仁义乡四十七都人，他们的小旗军职由子世袭。始祖谢魁四在福山传至第九代为谢琰。
谢琰自小嗜书如命并立志改换门庭，他耳濡目染了谢氏家族几代人，作为一个十人兵组的小头目的辛酸苦辣和长久的压抑与无奈，他对两个儿子制订出了非常严格的教子家法，他的两个儿子谢乃实、谢乃果果然不负谢氏家族的厚望，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一榜同登戊辰科进士，共同被赐进士出身。消息传来，不仅整个谢氏家族为之欢欣鼓舞，就是这个小县的人们也都赞叹不已。科举之苦，谁人不知？兄弟二人同榜登科，佩服、佩服。谢乃果取得进士出身的时候，年龄只有二十七岁，是福山考取进士的人中位数不多的在三十岁之前者。
谢乃实有三个儿子，长子谢光纶、次子谢光纪、三子谢光组，三子都考取了举人，而次子谢光纪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登戊戌科进士。谢乃果的儿子不愿为官，成为当地有名的中医。
谢光纪的儿子谢景谟天资并不聪慧，科考之路十分坎坷，20岁时参加乡试就首次落第，此后屡战屡败，但谢景谟并不气馁，屡败屡战。封建时代的旧中国以农业立国，自给自足的自然分工极其简单。读书、应试、入仕成为了旧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士子们本人也对功名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家庭父兄更是为此而督责期望。清代名士戴均衡在《桐乡书院四议》中表达当时民风士习时说：“自科第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于胶庠，乡里人得以贱之。”由此可以想见谢景谟承受着多么大的心里压力。直到41岁那年谢景谟终于中得第四名举人。已经是不惑之年的谢景谟次年参加乾隆二十九年（1764）癸未科会试，被赐同进士出身，其精神之顽强令人叹服。
谢宜发的祖父是谢光组，曾祖父就是谢乃实。他天资及其聪慧，十岁时诗文即可脱口而出，十七岁时就考中秀才，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科会试中二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授刑部主事。
谢家传至谢岳东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了，为了谋生，谢岳东不得不放弃了书本，挑起养家的重担。他谋生的方法是肩挑着货担来去于乡间集市，可不管生活怎么清苦、劳累，谢岳东都不敢忘了祖辈读书、应试、入仕光眉门庭的家训，所以坚持让儿子谢文起读书。谢文起少年聪明且懂事，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也深知父亲养家之不易，刻苦读书且不管外事。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以二甲第九十七名登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大考二等，授贵州清镇县知县，身亡后朝廷例封他正六品文林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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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都是生活在旧社会里的人，他们都不识字，所以在我上小学之前他们没有教过我认字，更没有教给我写字，即使我在上小学的第一天老师让我写出自己的名字时我都不能够，老师便很不平并颇有微词。现在想来，当初老师的微词既没有嘲笑我父母的意思，也没有对我将来学业的担心，只是一种正常的思维习惯和惊异中的一种过分表现而已。
我所生活的村庄很少，和我在1962年同时出生的孩子总共有十个，再加上61年出生的两个大些的孩子，就是我们一年级这个班级，这样我们班就和16人的三年级组成了一个复式班。老师教生字的时候，点、横、竖、撇、捺，等等都是叫学生们喊出来的，所以印象中的一年级还是书声朗朗的。1972年白卷先生张铁生的一夜成名，是我第一次亲身感觉到的全国性的文化革命，也是从这一年起让我对年代有了记忆，朗朗的读书声似乎也是从这一年相行渐远的。
在我上学的那个年代，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很不幸的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中二年级的上学期，我都是在我的村庄里上的。而我之所以把这称之为不幸，是因为这期间正是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年代，我的村庄是整个胶东半岛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所以还是孩子的我们自然就无法幸免，完完全全被裹卷到了这场运动之中。冬天原本是人们修身养息的时候，也应该是读书最好的时候，可小小年纪的我们整个冬天都不得安闲，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有欢迎外来参观者的任务，数九寒天中长时间的排练和等待对于根本就穿不暖的孩子们来说是残酷的，可是这是命令，你违抗不了。麦假要放两个月，打麦场、拾麦穗；秋假也要放两个月，掰苞米、拦花生。而在上学的时间里，一个周要有一天的时间要去山上劳动，一天里要有一节课的时间去参加劳动。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小伙伴们正在操场上玩耍的正欢，村干部走了过来把我们好一个训斥，然后让我们挑着水桶到山上去和大人们一起抗旱，欢乐的童年成了没日没夜无休止的劳作，并且就在这种挽着担井挑水的年代里结束了。
二
念书有用吗？识字和不识字又有什么区别？小小年纪的我批过林、批过孔，批过克己复礼。破过四旧、立过四新，粪土过学而优则仕，可什么是学而优则仕当初压根就不明白。好不容易等到了全国教学环境的改变，可福山的教育始终无法在烟台领先，至始至终和长岛捆绑在烟台教学的最末。
一直以来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从小的方面以一个个体来说，为什么我小的时候该好好念书的时候不知道好好去念？从大的方面以一个整体来说，为什么整个福山的教育深度低迷、一蹶不振？孟母三迁的故事我是从小就知道的，可是这个故事我只是掠与表象从来不愿意往深处去思考，更不愿意把自己的母亲拿出来和孟母做一些比较。这里有“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古训在禁锢着自己的思想的原因；也有不愿意担个忤逆不孝的罪名干扰着她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就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仿佛懂得了一个道理：不应该为了隐瞒自己家里的一个小小的过失而耽搁了民众对一个有益于社会的问题的认识，更不应该黑白颠倒、扰乱视听肆意地堆砌着对母亲赞美的词藻。人是要勇于牺牲的，可勇于牺牲的精神不能只限于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更应该勇于批判自己的过失好给他人以警示的作用。
写到这里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我的用意是什么了？是的，我就是想说明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的成长的重要。孟母的故事我们暂且放下来不去说道了，就拿文化大家余秋雨来说吧，是他的祖母以她及富韧性的人格力量潜移默化了余秋雨的精神世界，所以才有了一个14岁的少年抵御饥饿的办法是在阳台上大声地朗读英语；是他的母亲以一个文化女性开放的思维奠基了余秋雨未来的基础。我始终认为黑暗中在婆家的祖坟里用毛笔和墨虔诚地去描着先祖的碑文不是每一个儿媳妇所能做得到的，而余秋雨的母亲做到了，她在太阳已经下落到西山后的黑暗中还在坚持地描着，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余秋雨就应该是她母亲所获得的上苍给她的最好的报答。而我的母亲不识字倒也罢了，这件事只是旧社会贫穷的劳动妇女在她身上的一个缩影，她无力去改变一个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只是可悲的是，贫穷禁锢了她的思想，扼杀了她对未来的遐想，以至于她没有办法去设想孩子的未来，并更好地把握好孩子的现在，所以使得我几次都不想去上学了，因为我没有书包去上学，我几次哭着闹着不去上学只是为了能有个书包，当然最后还是没有。现在不给孩子书包的母亲已经没有了，可是真正地能在人格上给孩子以榜样的母亲又能有几个呢？
小的时候，在我们一次一次地被赶出教室拉到山上去劳动的时候，这应该是愚昧和野蛮对文化的蹂躏；村干部的孩子们或去当兵、或是有了亦工亦农的身份到县城去工作只留下普通百姓的孩子在山上和大人一样艰苦劳动的时候，这又应该是权利对人性的蹂躏。只是这种蹂躏在当时被看得那么正常、那么应该、那么波澜不惊，这可真是一种悲哀，一种奴性的悲哀啊。
三
看看当时全国的教育几近瘫痪，教师队伍又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被打成的右派分子又最多，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承受着双倍的煎熬，又有谁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对孩子的未来多说一句话呢？所以文化被压榨到了社会最底层被人们所不齿。这里我们可以把视角再推进到中国的远古，焚书坑儒最早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秦朝。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年），一位朝廷的高官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在党朋的对立之中站在了淳子越的对面，他上奏秦始皇要求禁止（读书人）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而有敢谈论《诗》、《书》的统统处死，有称赞过去而议论现在政策的一律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秦始皇的这些措施引起了许多读书人的不满。第二年，许多方士（修炼功法炼丹的人）、儒生攻击秦始皇的政令。李斯上奏秦始皇，并请求秦始皇下旨追查，最终秦始皇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挖大坑活埋。这里我们痛恨秦始皇的同时，也不得不对李斯这样的乱臣贼子咬牙切齿，其实更多的时候，事情都是坏在决策者身边的那群小人的手里。“儒生”213
鲁迅是被毛泽东推崇的现代作家，他的杂文多以犀利的文字抨击着旧社会的诸多弊端，可在毛泽东私下的谈话里他老人家却说：“鲁迅生在旧中国这个时代是中国的幸运，因为他的文字最准确地切入到了旧中国的症结所在，可如果是生活在现代，我会把他像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给坑掉。”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追究这些话是否具有真实性，只是我想不明白的是全国性的教育瘫痪是不是比焚书坑儒更具有破坏性，这样是不是也写不出书、成就不了儒，也就省了焚书坑儒的麻烦了？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是以私人办学为主、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并积聚有大量图书的教育机构。书院的名称始见于唐代，而历史上中国有名的四大书院中的三座是在中国的南方。它们是白鹿洞书院（江西省庐山五老峰下的山谷中）；岳麓书院（湖南省岳麓山东面山下）；石鼓书院（湖南省衡阳市北面的石鼓山）。只有应天府书院（原址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城）在长江以北。四大书院中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都因为一个伟大人物的苦心经营过而更加声名远播，这个伟大的人物就是世界一流文化哲学大师朱熹。所以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我始终认为南方才是儒学的温床，虽然山东的曲阜曾经是儒学的鼻祖孔子的故乡。我曾经非常羡慕过生活在南方的孺子们，它们从小就可以耳濡目染儒家的学术和学说，所以它们更加容易获得“进士出身”而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再有明代时生活在江苏苏州的才华横溢且性情洒脱的文化人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这四位被历史上称之为四大才子的人物的广为传播，特别是家喻户晓的三笑中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更加使我坚信我先前的判断。可是在我写《福山、福地，谁人识？》这篇文章的时候，因为我需要用到福山的一些人文历史的资料，我才惊异地发现明清两代里福山诞生过文进士66人（翰林14人）、武进士9人、共计进士75人，举人191人，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只有十三万人口的弹丸小县来说简直就是个奇迹，它的“万人比”不仅是在胶东，就是在整个山东也是名列前茅的，所以把福山叫做“文化之乡”，或者是“进士之乡”当之无愧。所以知道了这些以后，一时间使我感觉到自己真是好笑和浅薄，也愧对生我养我的这块厚土。我身边有这么好的教育资源有谁曾经告诉过我？又有多少像我一样因为自己不能成才而在怨天尤人地给自己寻找着理直气壮的理由？我们现在的领导是怎么了？是不是只有基础建设和税收的数据才能体现他们的政绩？我们现在的教育是怎么了？怎么能轻易地就疏忽和放弃了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好的教育素材呢？所以我得把我手头其他的事情放一放，我得好好地研究一下福山的科举史，我有责任让福山乃至全国的人们都来知道福山的历史和曾经的辉煌，更有责任为振兴福山的今天而尽我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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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唐创立科举制度以来，到明代以前，福山科举为仕者廖若晨星，完全可以说成是“天荒”之地，然而自明代人口流动以来，一下子就冒出了75名进士，191名举人，这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
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由人类来创造的，也是依附于人类而生存的。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人类创造能力的多样性因地而异、因人而异，表现出强烈的地理特征和群体特征。所以人口在这期间的流动，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流动。所以说，人口流动的本质就是一种文化的流动。
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在信息交流主要依靠人工传递的古代社会尤其如此，文化传播一般都是借助于人的迁移和流动来实现的。即使是在科学技术手段非常发达的今天，人在传播文化方面的作用依然是书本、广播、电视等这些技术手段所无法替代的，这就是俗称的“底蕴”在人类文化交流中的潜移默化作用。所以人口的流动在其文化传播中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人口流动中的知识分子，与迁入地的本土文化之间，总是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以及地区间的差别，而无论原来的文化是高还是低，为了在迁入地获得生存和发展，外来的人口不仅要保持和发挥原有的文化优势，还必须吸收当地本土文化中先进或有利的因素。所以在迁入地定居下来的外来人口，其文化水准和生活技能都会比在迁出地时的高。另外经常迁移的人，较少有狭义的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和保守的思想，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和新的技术。与中国传统的终身困守在穷乡僻壤、安于现状、听天由命的小农思想相比，移动的外来人口中毕竟要多一些开拓意识和冒险精神，并且有机会接受多种多样的文化的影响，因此，虽然他们不一定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若干年以后，他们在迁入地文化水准的整体提高，促使他们的后裔中出现更多的人才就成了必然的了。
福山明清两代的科考史，就有非常深厚的地域史和家族史，同时名门望族迁居到福山，或者是朝廷派遣到福山的外来人口在福邑的崛起，也是福山科考中不可或缺的中间力量，这要比逃荒到福山来的那些人，或者是土著的福山人来说，在理念和底蕴上高出许多。
以地域来说，两甲庄是福山最早诞生进士的地方，这个地方出过孙氏六位进士，牟氏三位进士。而孙氏是东吴孙权的后人，牟氏为祝融的后人。祝融：神话传说中古时的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之一，住在昆仑山的光明宫，以火施化，号赤帝，后人尊为火神。是他传下火种，教人类使用火的方法。
另一个地方就是福山城。当两甲庄的孙氏、牟氏，以及官及正一品的南京兵部尚书郭宗皋中进士后，都在城里购置房产，开设店铺，把他们的成功张扬在众人的面前，所以促成了城里人的读书、应试、入仕的良好风尚，所以在以后的时间里，小城里出了谢氏进士7人；肖氏进士6人，鹿氏进士3人。
还有一个地方不得不说，那就是福山的古现，这里是云南大理府祥云县小云南镇鸡头村的王姓在福山的居住地。古现的王姓家族，一族在清代时就考取了27名进士，几乎占到了福山进士名额的三分之一，不得不令人刮目。古现这个地方之所以叫“古现”，也有它非常绵长的历史渊源。“古现”是“古县”的俗称，当年汉将韩信平定了牟子国以后，刘邦在现在的“古现”所在地设立了牟平县，取牟子国被平定的意思，唐朝时牟平县移至现在牟平所在的位置，古现的名字由此而诞生，取这里曾经是古老县城的意思。就是因为古现这个古老县城的地方，遗留下来了非常丰厚的文化底蕴，才促成了王氏家族在清朝时的辉煌。
以家族来说，福山的六大家族:王氏、孙氏、牟氏、谢氏、肖氏、鹿氏家族，他们考取的进士总计有54人。特别是王氏、谢氏、肖氏三家的联姻关系，更是为后辈的成长提供了丰厚的家学渊源。进士谢宜发的妻子，就是进士肖劼的女儿，进士肖旃年的妹妹。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福山的王懿荣、王乘燮、谢隽杭三人同时金榜题名，又同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成为当时轰动朝野的一榜三翰林的科举佳话，而三人还有一层亲戚关系：王乘燮是王懿荣的堂叔，谢隽杭是王懿荣的堂舅。
名门之后（孙氏家族）
自孙权称帝定都在南京以来，东吴总共在位有四位皇帝，他们分别是孙权、孙亮、孙休和孙浩。孙休在位的时候听说司马炎已经篡夺了魏国的政权，知道他必定会讨伐东吴，所以孙休整日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忧虑成疾、卧床不起。孙休欲立太子孙雨单为君，可雨单年幼不能专政，在群臣的建议下只得立了大帝孙权太子孙和之子孙浩为君，太子孙雨单被封为豫章王。孙休弥留之际只把雨单留在身边，他对雨单说：“东吴无法幸免于司马炎之手，浩也只是延续东吴几日罢了。玄武湖里有一艘战船，这条战船曾出使过台湾，经得起十级的风浪，在必要的时候你可坐此船携带家人走海路北上辽东，那里有我的行宫和大片的土地可保你平安”。雨单听后泪如雨下、匍匐在地。
就在孙浩弃建业（南京）、居武昌，大兴土木、荒淫无度的时候，孙雨单悄然来到了辽东，他和他的后人们一直在那里过着祥和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直到唐太宗李世民评定辽东的时候，孙家的八兄弟才为了躲避战乱不得不又一次漂洋过海，只是他们的那艘可以抵御十级风浪的战舰，因为三百多年时间的腐蚀早已作古，所以仓促之中他们不得不坐轻舟出逃，可就在他们已经可以眼望到胶东半岛的陆地的时候，一阵强风暴袭来，打翻了他们的轻舟，随身携带的金银细软尽数落入海底。兄弟八人抓住了轻舟上断裂下来的桅杆，相互扶持着一起爬上了岸边，他们爬上的岸边正好就是福山清洋河的入海口处。精疲力竭的八兄弟稍微休息了片刻就开始徒步逆清洋河而上，他们必须在天黑之前找到一处可以安身的地方。兄弟八人走啊走，可走了三十多里也没有走出清洋河两岸大片的盐碱地，好不容易走出了寸草不生的盐碱地之后，他们来到了一处山水相依、土地肥沃的地方。饥肠辘辘的八兄弟再也走不动了，他们躺在有着洁白柔软的细沙的河滩上，能吃一口东西成了他们此时此刻最奢望的事情。就在此时兄弟八人的眼睛同时被河滩上一个活动的物体所吸引，他们几乎是同时坐了起来，把头转向了那个活动的物体，他们看清楚了，是一只比海碗口还要大的老鳖在慢腾腾地爬行，兄弟八人几乎又是同时围在了老鳖的周围，老二随手就把老鳖抓在了自己的手中，八兄弟欢呼起来，最起码他们可以炖一锅鳖汤，可以暂时地缓解一下饥饿了，可就在这时，老八的眼睛正好和这只老鳖的眼睛对视在了一起，他仿佛读懂了老鳖向他哀求的眼神，老八哭着闹着不准杀死这只老鳖，兄弟们也都动了恻隐之心，就决定放了这只老鳖，放下老鳖以后兄弟们才看清楚，原来老鳖的盔甲上又生出来了一个甲，也就是说它有两层盔甲，兄弟们感觉到很稀奇，就盯着老鳖看，可是被放在河滩上的老鳖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它爬到老八的脚边用嘴叼了叼老八的裤脚，然后就往东边爬去，老鳖的这一举动让兄弟们非常愕然，事出蹊跷他们就跟在老鳖的身后想探个究竟，老鳖爬行了好长一段路，来到了半山上的一块平坦的地方停了下来，并抬头呆呆地望着兄弟八人。兄弟八人环顾四周，老大突然惊呼起来：“好一块风水宝地啊。”年龄最小的老八还不懂得风水的学说，他急切地问：“大哥，怎一块风水宝地快说说看？”其他的兄弟们也都想从老大的口中确认自己对这块地方的见解，所以都异口同声地说：“大哥你就说说吧。”
“兄弟们你们看，这块地方的正西边就是河流，风水中水是纳气的所在，只有有了水才能汇集出更多有利于人生存的气出来；你们再看这山，这山像什么？”
#p#分页标题#e#“像个仰面向天的女人。”老二说。
“对，这山就像个母亲。你们看左右这两座小山包像什么？它们就是这个母亲的俩个****，而正前方的这座山峰就像母亲的头一样，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应该是这个母亲的腹部，是母亲孕育孩子的腹部啊，我们在此建庄，有了这个母亲的庇护，我们定能逢凶化吉、度过难关的。老鳖，谢谢你，是你给予了我们兄弟这么一个好的地方，所以我决定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两甲庄，以记念你这只给予我们兄弟此地的有着两只盔甲的老鳖。”
两甲庄就这样诞生在清洋河的河边了。光阴荏苒，兄弟八人是怎么在两甲庄繁衍生息的就不去细说了，从唐朝到明朝又过去了七百多年的时间，在这七百多年的时间里，两甲庄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富庶村庄，八兄弟中老八的后人更是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户。这天刚过门的老八的第二十七世孙媳妇到清洋河边去洗衣服，洗着洗着，只见到，一只有着两只盔甲的老鳖口中叼着一只毛笔向她游来，老鳖游到了她的身边，把毛笔交到了她的手中又恋恋不舍地游走了。第二十七世孙媳妇是知道老鳖的故事的，所以她并没有害怕，只是她惊异于又能在此见到这只老鳖。回到了家后的第二十七世孙媳妇弄不明白，这只老鳖送给她这只毛笔是什么意思。但是她知道，这只毛笔一定有它不同寻常的含义，不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她总是把那只毛笔贴在自己的肚子上，她总是对她腹中的胎儿说：“孩子，你看到了吗？这是保佑我们家族的那只老鳖神赐予我们的。孩子你可要争气啊，等你出生了，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去争取个功名，也不枉费那只老鳖神给我们的保佑啊。”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出来的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孙家因为孩子妈妈的奇遇，所以给这个男孩起了个孙遇的名字。
孙遇自小聪慧过人、生有异才，11岁时见官府告示能朗诵如流，且声音洪亮、顿挫有节。他为人谦和慎行，勤奋好学，广于学识，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饱含志向，有：“时来高步蟾宫里，始见龙光射斗牛”的雄心壮志。明朝宣德十年（1435），31岁的孙遇参加山东乡试，获得第五名举人的优异成绩。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他入京参加会试，以二甲第二十五名的好成绩被赐进士出身，授户部主事。这是福山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科考进士。
孙遇在户部兢兢业业地干了五年，深得上级官员的赏识。正统六年，经英武殿大学士、内阁首付大臣杨傅的推荐，皇帝朱祁镇召见了孙遇，并对孙遇甚为满意，孙遇被外方到安徽徽州任知府（正五品）。
徽州因为历代为朝廷贡墨而闻名，所以徽州自古就文风昌盛、人才辈出。特别是自明朝中叶徽商的崛起，更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斑斓色彩。孙遇初到徽州，不仅大力扶持徽商的发展、壮大，给他们减免多出的赋税，更为那些穷困的人们解决衣食之忧。他责令将各县官田逐一丈量成册，并责令将多余的官田分给那些无田可种的穷苦农民，使得徽州上上下下的百姓欢呼雀跃，尊孙遇为“青天父母官”。
孙遇在徽州任知府期间，他的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依明朝官吏制度，孙遇应该回乡为父亲或者母亲丁忧守制（各为父亲或母亲守孝三年），但徽州的地方官员及徽州的百姓，却两次联名肯留“夺情”，并两次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孙遇两次都是匆匆回乡办理了父母亲的后事，又匆匆回去办理徽州的事物。他在徽州干满了两届，由正五品知府升为正三品知府。天顺八年（1464），孙遇撰升为江西右布政使(从二品)；成华元年（1465），孙遇又撰升为河南布政使（正二品）。就在孙遇仕途一路畅通无阻，正大展宏图的时候，兵部左侍郎肖彦庄和御史彭华弹劾吏部尚书李秉九大罪状。因为李秉和孙遇都是山东人，又是同科进士，两人的关系密切，平日颇有往来，被诬告为朋党，明宪宗皇帝听信谗言，将孙遇罢官。孙遇被罢官后回乡尽力教育子孙，他开设孙氏私塾，亲自为子孙授课，在他的精心培育下，他四个儿子中的三个考取了进士，其中次子孙珪更是福山的第一个翰林，只有三子中举后不愿为官终生研究理学，成为当朝著名的理学大师。弘治十八年（1505）孙遇的两个孙子同科高中进士第，被福山传为孙氏一门兄弟同登科，一门三代六进士的科举佳话。
孙珂是孙遇的长子。明正统十二年（1447），25岁的孙珂参加了山东丁卯科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次年进京参加戊辰科会试，因为错过了考试而不中。三年后，孙珂又准备进京参加巳已科会试时，祖父不料突然病逝，父亲孙遇在徽州被当地百姓“夺情”，孙珂只能再一次错过赶考的机会，在家替父尽孝。景泰五年（1454），已经是而立之年的孙珂再次进京参加会试，考取了三甲第一百八十九名进士，授刑部主事。次年，孙珂又参加了御史的选拔考试，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列为一等，撰升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孙珂在监察御史俸满以后，因为考绩优异，被撰升为南京大理寺丞（正五品）
孙珪是孙遇的次子。孙珪虽然天资聪慧，但他的科考之路却不平坦，但屡试不第的孙珪并不气馁，而是更加发奋努力地读书。成华七年（1471），年届40的孙珪才在辛卯科山东乡试中，考中了举人。成华十四年（1478），47岁的孙珪才考中了二甲第四十一名进士。并在新进士进行的庶吉士选拔中被点为翰林，成为福山第一个翰林。随后孙珪在翰林院特设的教习馆学习了三年，结业后被撰升为礼部给事中（正七品），后来又撰升为户部给事中（正五品）。由于成绩卓越，孙珪又被外放到陕西任右布政使（从二品）。
孙琰是孙遇的四子。成华十三年（1477），孙琰中山东丁酉科乡试举人。成华十七年（1481），中辛丑科会试三甲第三名进士，授中书科舍人（皇帝身边的人，掌管撰写诰赦、制诏、银册、铁券等）。孙琰在中书科的工作兢兢业业，他撰写的大典、起草的诏书不仅书法功底深厚，文辞也华丽而不失庄重，严谨而至情至理，深得皇帝和朝廷的褒奖，任满他又撰升为尚宝寺少卿（职掌皇帝御印、符牌、朝廷印章。从五品）。
孙乐是孙琰的长子，孙遇的孙子。弘治十七年（1504），孙乐应山东乡试，一举考中二十六名举人，次年进京应乙丑科会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授官浙江秀水县知县。秀水县自然风光得天独厚，青山绿水相映成韵。这里不仅物产丰富、富庶一方，文化底蕴也相当厚实。初任知县的孙乐已经是人到中年了，虽然他是饱尝了科举的坎坷滋味才成为这富甲一方的土地上的父母官的，可孙乐并没有躺在温柔乡中大肆敛财，他不仅大兴水利解决洪涝问题，还大兴学校，鼓励士子们走读书报国的道路。深得秀水县百姓的爱戴。任满后，他撰升为南京道监察御史，后又撰升为陕西酈州兵备副使，和四川布政司参政（从三品）。
孙敬是孙珂的儿子，孙遇的孙子。孙敬在年近不惑的时候才在弘治八年（1495）考取了举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近五十的时候才中三甲第一百二十名进士，授官河北任丘县知县。孙敬为人耿直，不愿迎奉上峰，任满即致仕回乡，过着读书自娱的生活。
名门之后（牟氏家族）
周朝初期，实行“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政治制度，祝融的后人被封为牟子国。牟子国的故城在现今的莱芜市城区辛庄镇赵家泉村，且国土多处在齐、鲁两国的交通要道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常以齐长城为依托进攻鲁国，鲁国也因此常常率军队至此迎敌。牟子国地域狭小，结果变成了两国的战场，历史上著名的长勺之战和艾陵之战都发生在牟子国的国土之上。长期的战争蹂踏，使得牟子国不得不选择东迁，几经周折，最终到达了福山三十里堡建城定居下来，直到汉将韩信平定了牟子国，并把牟子国的大多臣民迁移至现在的牟平，这也是牟平这个名字的由来，牟子国才完全在中国的版图上消失。而战败了的牟子国的臣民，为了记住他们是牟子国的后代，都改姓牟。留在福山的牟子国的臣民大多定居在福山的芝水、北上坊等地。
#p#分页标题#e#乾隆年间，芝水有牟子国后裔弟兄两人：牟重阳、牟重光。牟重阳习文，牟重光习武。牟重光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京获取了武进士被授蓝翎侍卫官。牟重阳有三子：牟端、牟昱、牟灿。牟端和牟灿生性好学，而牟昱却喜欢跟叔叔牟重光武枪弄棒。他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牟端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中举，被授山东郓城县训导。牟端看好了两甲庄这块风水宝地，把家安在了两甲庄，此时牟灿也选择去北上坊定居，芝水里只剩下了老二牟昱。牟端为官时洁身自爱、克己奉公，但不幸早亡，使家里除了书以外一贫如洗。牟端有三个儿子：牟安儒、牟犉儒、牟颖儒，教育三个儿子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一人的肩上。虽然家境贫寒，可三兄弟却刻苦读书，特别是老大牟安儒，一方面要操持家务照顾多病的母亲，另一方面又要坚持攻读八股，是为人人学习的榜样。嘉庆六年（1801）芝水的叔叔牟昱变卖了十余亩地，筹齐了进京会试的费用使三兄弟得以成行。牟氏兄弟深知生活之艰、科举之苦，为了报答叔叔的大恩大德，使出了浑身的才智，牟犉儒和牟颖儒一榜同登辛酉科进士，这是两甲庄第二次一门兄弟同登科了。
牟犉儒授工部主事。牟犉儒出身寒门，他深知金钱的来之不易和金钱在工事中的重要，所以他工部管理的殿、衙的修缮中，从不浪费工料钱财，处处精打细算，深得一贯倡导节俭的嘉庆皇帝的赏识，从七品升到从五品。嘉庆十三年，牟犉儒外放到云南，任大理府知府（正五品）。
牟颖儒授官内阁中书（辅助皇帝办理政务的中枢机关），他在这个职位上干满了两届，被外放到甘肃宁州任知州（正五品）。
落第了的大哥牟安儒独自一人回到了两甲庄，他深居简出闭门苦读，刺股悬梁孜孜不倦，五年后他再次进京参加会试，终于也被赐进士出身，授官直隶临城县知县。此时，牟安儒已经是五十二岁的高龄了。三兄弟的故事不仅震惊了福山，府学、县学号召广大士子向三兄弟学习，也同时震惊了朝野。
以后的时间里，北上坊牟灿的后人牟荫乔在咸丰十年（1861）辛酉科被赐进士出身。这样牟氏家族在清朝共有五位进士。
移民（鹿氏家族）
福山鹿氏始祖鹿荣甫原籍河南固始县人，元代由中州来福山县任主薄，致仕以后入福山籍。初居东关村，后移居城里。鹿氏家族的科举史，完全可以说成是一部心酸的血泪史。可是不管这部血泪史多么令人肝肠寸断，却始终也没有阻挡住鹿氏家族的士子们前赴后继的脚步。
鹿廷瑛的祖父鹿灿，幼年应童子试时以第一名入泮（泮——旧时的学宫），后屡试冠军，但仕途却及其不畅，年四十四岁时才在万历年间考取贡生，以后数次乡试不中，直到60岁时猝死在乡试的迎考途中。
鹿廷瑛的父亲是鹿灿的第六个儿子，他精通《周易》、《左史》等典籍，但他深知自己学问之不及，所以在家闭门教育儿子廷瑛和侄子廷瑄，并时时鼓励子侄们向他们的爷爷学习，学习他那种锲而不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顽强、拼搏精神。少年鹿廷瑛酷爱读书，每日闻鸡起舞、昼耕夜读，小小年纪就小荷暂露尖尖角，可有时命运总是惊人的相似。鹿廷瑛26岁就参加科考，然而却久困秋闱，但他仍然奋考不止。直到他45岁那年，才中乡试第四十三名举人。以后他又连续参加了三次会试，终于在7年以后，52岁高龄了的鹿廷瑛，才和堂弟鹿廷瑄一起获得了康熙九年（1670）庚戌科会试进士，这是继孙氏两兄弟同榜同登科以后第二对福山科举佳话了。可鹿氏家族的士子们的艰辛科举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鹿廷赢：鹿廷瑛的堂哥，他和廷瑛、廷瑄一起跟廷瑛的父亲学习八股，并同两个弟弟一起参加乡试，可廷赢的科考之路更加坎坷。康熙十四年（1675）已经是56岁了的鹿廷赢才科考中了举人。发榜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终于榜上有名以后，鹿廷赢泪如雨下，终于可以给先祖、给家人、个自己一个交代了。可想到自己的仕途才刚刚迈出了一小步，后面的路途还荆棘密布、遥不可期，不觉万念俱灰，随遁入空门。
鹿维基是鹿廷瑄的元孙，他少年老成，自幼饱读史书，年19岁就补博士弟子生员。成年后沉默端严，除读书外无其他嗜好，他的文章“文理清晰、意境高远”在福邑颇负盛名。然而，他的科考之路像他的前辈们一样荆棘丛生。可他从不气馁，而是不断地总结失败的教训，谦虚拜师，闭门苦读，终于在乾隆五十一年（1784），42岁的他才考取了举人，次年会试不中，以后十年榜上无名，直到嘉庆元年（1796），52岁的鹿维基才在丙辰恩科中一举高中二甲第四十名进士。官及六品。
鹿德普：道光十四年（1834）中举，次年进京会试一去不回、杳无音讯。几届奔波于乡试之中，已经使鹿德普家地无寸土，只剩两间厢房遮风挡雨。走失了丈夫，妻子无奈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她靠给大户人家做奶妈，含辛茹苦地拉扯儿子鹿葆福，并教育儿子葆福认真读书将来应试、入仕，给走失、失败的父亲撑起门面。懂事的葆福自小听话，又聪明好学，可家境的拖累始终使他无钱走出家门去挑战乡试。放弃科考的鹿葆福，除了养家糊口就是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儿子鹿绍庭的身上。他把父亲鹿德普的画像就放在儿子绍庭的书案上，他对绍庭说：“儿子，这就是你的爷爷，你爷爷道光十四年中的举人，你爷爷做梦都想中进士第以光耀门庭，当然这也是你父亲我的梦想。常言道：“穷文富武”。你知道你父亲我当年穷的连文都不能够啊，你父亲我首先得给你糊住口，所以为父我不得不放弃科考，虽然你父亲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让你吃的好、穿得暖，可你父亲我却想你有最饱满的雄心壮志，去替你爷爷、替你父亲去完成我们祖孙三代人的共同梦想。所以当你累了的时候、当你厌倦了的时候、当你意志消沉了的时候，看看你爷爷的画像，他在那里期望着你、鞭策着你、鼓舞着你，你就又会豪情万丈、发奋不止了。”
靠着内心火一样的激情，鹿绍庭踏上了乡试的考场，光绪十一年（1885）一举中二十一名举人。次年会试，鹿绍庭早早就动身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盘缠，他雇不起马车、吃不起馆子、住不起旅店，他靠的就是那双一层层磨起血泡的脚丈量着去京城的路途。一次次或寄宿在好心的农家并讨口饭吃、讨口水喝；或露宿在破败的庙宇忍受着饥渴，鹿绍庭在坚守着，坚守着一家三代人赋予在他身上的那份信念。
一日他走进了一座荒山，荒山上爱草萋萋不见村户，眼见天色渐晚，尚不知何处安身，寂寞的荒山和孤独的人儿此时此刻相映交织，使鹿绍庭潸然泪下，可是路始终还要坚持着走下去。还好，前面一座低矮的茅草屋就在蜿蜒的小路边，鹿绍廷加快步子赶上前去。推开房门，一个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老叟坐在一块木板上，他正在喝一碗玉米糊糊，老人缓缓地抬起头来，用昏花的眼睛看着这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他把已经举到嘴边的碗放下，碗里还有一半没有喝掉的玉米糊糊，他把它推到鹿绍庭的面前，鹿绍庭双膝跪下，几下就把那半碗玉米糊糊吞进肚里，并用舌尖把粘在碗上的玉米糊糊舔食干净。老人颤颤巍巍地站起来，鹿绍庭才注意到老人没有了一只脚。他示意鹿绍庭站起来，并让他坐在炕上，鹿绍庭这才注意到，眼前这个皮包骨头的老叟模样似曾相识，而当老人开口说话的时候，浓重的胶东口音又着实把鹿绍庭吓出了一身冷汗。鹿绍庭心里想：这会是我早已失散多年的爷爷吗？他的脚？他的脚？
鹿绍庭赶紧颤声问道："老人家府上是？”
“登州府福山县城里村人。”
“老人家学名是？”
“鹿德普。”
“爷爷，我是你的孙子，你儿子鹿葆福的儿子啊。”
“葆福、葆福，你是葆福的儿子？”
“是，我是啊。爷爷，你怎么在这里，你怎么不回家啊爷爷?你知道奶奶和爹爹有多想你啊！爷爷你的脚！你的脚？”
#p#分页标题#e#“那年进京赶考，爷爷放弃了官道想操一段近路也是走到了这，爷爷累了，就靠在一座石硼上小睡了一会，可是一阵钻心的巨疼让我猛然醒来。只见到一条毒蛇从我眼前飞驰而过。我被这条毒蛇咬了脚，毒液很快让我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躺在一个老猎户的家里。是这个老鳏夫用土法留住了我的命，但却没有留住我的脚，我一直在他的炕上昏迷了六天才清醒了过来。醒来后的我一心只想求死，是这个老猎户守候和开导了我，慢慢地我平静了下来，并和他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后来他老死了，而我却不想死了，我对自己说，一定要留下一口气，等哪个胶东的举子达从门前经过的时候，也好给老家带个口信、道个平安，可始终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天可怜见，我终于留下了这口气见到了我的孙子了。孙子，明天就上路，不要误了进京赶考的时间啊。”
“爷爷，我要带你回家。”
“孙子啊，爷爷无颜去见家乡的父老啊，你就让我留在这给那些贫穷的举子们留个宿，给他们道一声珍重吧。”
“不行爷爷，落叶归根，我不能让你在这荒山野岭里做个孤魂野鬼，我一定要把你带回老家。”
爷孙两人唠叨了一夜，天亮时才刚小睡了一会，可当鹿绍庭醒来时却发现爷爷已经气若如丝了，他留下的那口真气，使他最后完成了他的心愿。鹿绍庭放弃了继续进京赶考，他要护送爷爷回家。不知道这个文弱的书生是怎么把他爷爷的灵柩护送回老家的，留做你自己去猜想吧。
移民（王氏家族）
福山王氏始祖王忠祖籍云南大理府祥云县小云南镇鸡头村。洪武年间任山东登宁盐科大使，通过占卜选址定居于福山古现河北村。王三锡、王慎言兄弟二人是王忠的第九世孙，兄弟二人的父亲王道长是京师的锦衣卫。受家庭的影响，兄弟二人自幼就沉稳坚毅，倜傥不群，能诗善文，书法都以草书见长，和他们自身潇洒、豪放的个性特点相得益彰。二人都身材矫捷便利，弓马术出类拔萃。崇祯六年（1633），兄弟二人共同参加了顺天府癸酉武科乡试，结果王三锡中第一名武解元；王慎言中23名武举人。次年崇祯七年（1634），兄弟二人又共同赴会试考场，王三锡考取了一甲二十七名，赐进士出身，授官直隶昌平道（今河北省）中军守备；弟弟王慎言考取了三甲第五十六名，赐进士出身，授京师锦衣卫百户官。
王三锡熟读《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尉缭子》等古代名将的著作，立志要做戚继光一样的名将，所以他虽然生长在大厦将倾的明朝末年，内有李自成的揭竿而起，外有大清在关外的称王称帝，却雄心万丈，决心担负朝廷中兴重任，力挽狂澜。崇祯皇帝朱由检非常器重王三锡，把他调往陕西任游击（武官名，三品），前去剿灭李自成的义军。并亲自召见他，赐以御宴、铠甲。不料李自成却自山西突围，一路如破竹势攻克了北京城，崇祯皇帝见大势已去，自缢于煤山。王三锡闻声大哭，独自东下，蹈海殉国。
王允谐，王忠的八世孙，与两个侄子不同的是他走的是文举的道路。崇祯四年（1631）年苦读寒窗十余载的王允谐参加了这一年辛未科乡试，考中第四十名举人，次年入京会试落第。此后因为躲避战乱久困于家中，直到16年后，已经是年届天命的王允谐才迎来了新朝顺治四年（1647）丁亥科会试，中三甲第一百五十四名进士，授大理寺观政。
王骘，王忠的九世孙。王骘的母亲怀他的时候，一日梦见一匹有一只耳朵的马步入了她的怀中，梦醒后分娩，产下一男婴，所以就取名为“骘”。顺治十一年（1654），年届不惑的王骘再次应甲午科顺天乡试，中一百四十九名举人。次年应乙未科会试中二甲第四十九名，赐进士出身，授都察院观政，后授户部主事。康熙八年（1669）晋升为刑部郎中（从四品），后又改授为松威道员（正四品）。康熙二十六年（1687），73岁的王骘晋升为江西巡抚（正二品），两年后75岁高龄的王骘又升任闽浙总督（从一品），五个月后康熙帝下旨，内升王骘为户部尚书（正一品）。
王骘何以能步步高升呢？从康熙皇帝赐给王骘的御制诗中就可以找到答案。诗曰：“锦缆无劳列彩，轻挠自爱倚船窗。勤民不惮周行远，早又观风向浙江。”从中可以看到王骘的廉洁、奉公。
王骘对福山的贡献也是巨大的，是他首先把福山的烹饮介绍至宫廷，而当清政府垮台之后，从宫廷中走出的福山厨师们才在北京辉煌起来，这里暂不多说，等我的下一篇文章《福山、福地，鲁菜之乡》再做详细的介绍。
古现王氏家族一族27进士，这里不能一一来做介绍，只能抓住要害介绍个大概。王检（湖广总督，从一品）、王显绪（三省按察使，正二品）、王启绪（开封府知府，正四品）、王燕绪（左春坊左中允教习、翰林院侍读、文渊阁校理，正三品）父子四人是当朝之栋梁。王燕绪年纪最小，王燕绪尚未如仕时，王检、王显绪、王启绪父子三人已经同朝为官了。乾隆皇帝南巡召见王检时曾说：“汝父子三人，俱为翰林，一门多显官，皆能办事，可谓世臣矣。”
王积熙可以说是科考中最为悲壮的一个人物。乾隆十五年（1750），39岁的王积熙参加了庚午科顺天乡试，中十七名举人，以后七次会试皆败北不第。乾隆三十六年（1771），已经是60岁高龄的王积熙带病披挂上阵、征战科场，中三甲第五十七名进士，被誉为大器晚成、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者。然而，疾病的折磨已经不给这个年届60的老人去完成最后的心愿的时间了，复试时他还没来得及答卷就呕血而亡。乾隆皇帝闻讯甚为震惊，追封他为七品文林郎，并树为科场车公之楷模。似乎就是从王积熙开始，王氏家族在一段时间里的仕途之路坎坷异常。王希旦因常年辛劳、积劳成疾，猝死于任所；王善垲因水土不服，又患有严重的风湿病，猝死于府衙；王厚庆猝死于道衙书案上；王余师（王积熙的孙子）猝死于任所；王余英猝死于县衙；王德瑛（王希旦曾孙）猝死于赴开封知县（五品）上任的路上；王兆琛(王懿荣的祖父)病死于流放地新疆伊利；王钟溎猝死于赴兰州知州上任的路上；王乘燮（王懿荣的堂叔）病死于赴安徽铜陵县知县上任的路上；王懿荣殉国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时候。
说到王兆琛（王懿荣的祖父）这里还要多用一些笔墨。嘉庆九年（1804），17岁的王兆琛第一次参加乡试就中副榜第一名，三年后再次参加丁卯科乡试便中经魁（乡试前五名）。20岁的王兆琛被同族中人共认为，有：旷古济世之才、前途不可限量。可好事多磨，十年间王兆琛三次会试不中，直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中二甲第九十名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此后王兆琛一路官运亨通，从翰林院编修、会试同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湖广道监察御史、甘肃按察使、四川布政使，最后到从一品山西巡抚，王兆琛成为了王氏家族中第三位封疆大吏。在道光王朝时期，王兆琛大胆革新吏治的魄力，和出类拔萃的经济头脑是深得道光皇帝的赏识的。
北京外城的街道一向没有可以应支的修理经费，而河道、沟渠的修理经费，每年却有白银四万零二百两，这笔费用自道光三年停工以来，已经积累到了一百二十余万两不曾动用过。王兆琛上书道光皇帝，请求将其中的三万两放于城内典当铺生息，用每年利息中的一半作为修理街道的费用，另一半作为库银归还，等本银收回以后，再将原来的三万两分为两份，一份用于河道、沟渠修缮的费用，另一份照旧生息，以资永久之费用。道光皇帝批准了王兆琛的奏折，可就是放于当铺的这部分银两，却让王兆琛被流放到了新疆伊犁。原来，当铺内亏空倒闭，东家携银外逃牵连了王兆琛，道光皇帝震怒，才有了王兆琛的被流放。
在我这篇文章开始的部分，我曾谈到了作为一个母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王氏家族里面就有这个论点的有利论证。王延庆的父亲王余蒨，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巳亥恩科顺天乡试经魁（前五名），次年又进京参加会试，不幸在路途中感染了疾病，年仅31岁就死于赶考的途中。王余蒨的妻子就是福山城里的鹿氏，她抚孤守节，常以丈夫读书的精神鼓励儿子，教育儿子发愤读书，继承丈夫之遗志，追随科考，光宗耀祖。嘉庆九年（1804），23岁的王延庆不负母亲的厚望，一举中顺天乡试第十三名举人，次年乙丑恩科会试，中三甲第七十七名进士。这应该是福山考取进士的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了。王延庆在京任国子监博士（六品），他“盛负奇气、博闻强识、经学渊深、拆疑辨难之处、援引浩博。”被学子们尊为太学师。王延庆一生投身于学问，远离官场的尔虞我诈，著书立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宏篇论著。他也教育儿子只做学问，不问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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