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印记 宗权盛衰的写照 探索江西祠堂春秋(图)

祠堂又称宗庙、宗祠、家庙或祖堂等。从帝王大祭天地的夏朝，到殷商时期的太庙，至明清时的宗祠，祠堂作为一种家族文化，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川流不息了几千年，在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时而激起千堆雪，时而汇成涓涓溪流潜入大海。如今，隐匿在江西座座古村中的宗祠已拂去祭祀中神秘的色彩，浮现出中国历史中宗权盛衰的印记。

皇家太庙始于殷商

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公元前21世纪的奴隶制社会，就有帝王专门祭祀祖先的场所——太庙或宗庙，河南夏王朝王室祭祖的宗庙印证了这一点。殷商时期，王室制定的“五庙制”，使祖庙建筑得到发展。到了西周，王室成员更把祭祖看成是天子祭天地的权力，也是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庙不但是王室成员祭祖的场所，也是国家举行大典、宣布重大决策、策命大臣和召会诸侯的场所。

西周时，周文王、周武王的世系排列超过四代之后，不能在“五庙制”中享受后人的祭祀。因此皇室制定的“七庙制”让文王、武王七位宗祖的灵位一同摆进了宗庙。西汉时期，皇室还在先皇墓前和先皇在世时巡幸过的郡国大修太庙，形成了皇家祖庙遍中国的局面。到了东汉，“七庙制”被废，皇室实行同堂异室制和陵寝制。所谓陵寝制，就是在墓前修建庙堂以备朝拜和祭祀先皇。所谓同堂异室制，就是把各位先皇的神位集中在一座太庙中，共同祭祀。

南宋风行平民家庙

江西省黄庭坚文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昌保告诉记者，祠堂是家族的象征，分为宗祠、家祠和统宗祠。宗祠是人们供奉和祭祀同族始祖的场所，支祠是同族中人供奉和祭祀各支祖先的场所；家祠也称家堂，是同族中人各家各户供奉和祭祀各自直系祖先的场所；统宗祠则是几县、十几县甚至几十县同族中人集资修建的供奉和祭祀本族始祖的场所。据史料载，它们的出现时间比皇室祖庙晚得多，建筑规模也小得多。

先秦时期，包括夏、商、周，平民是无权修祠祭祖的。人们祭祀祖先只能在自己的居室中进行。从战国到汉代，民间祭祖一般采用墓前祭祀的方式。魏晋南北朝、隋、唐至北宋，朝廷虽然允许民间修建祖庙，但等级规定很严格，有资格修建祖庙的人物寥寥无几。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著作《家礼》问世以后，臣民的祭祖建筑才被称为祠堂。我省婺源萧江大宗祠便是由萧何之后始建于南宋时期的。

明代，祠堂建筑得到了飞速发展。明世宗嘉靖皇帝允许民间广建祠堂，使祠堂兴建之风席卷全国。清代，民间修建祠堂的风气有增无减，此时，萧江大宗祠已毁，萧氏一族便择婺源江湾旃坑村重建了江南第一祠堂——萧江大宗祠。据了解，此时江西等地的祠堂规模不算太小，建筑艺术和装饰艺术都很突出，在我国祠堂建筑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令人叹服的建筑艺术

祠堂，作为家族最重要的建筑，集中了全族人最大的人力和财力，是民间建筑艺术和各种工艺的精华，无意间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婺源江湾旃坑村，山水环绕，紫岚升腾。数棵参天古木掩映宏伟的江南第一祠堂萧江大宗祠。这座建于清康熙甲午年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的古祠堂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达2400平方米。步入萧江大宗祠，梁材檐椽巧饰雕琢，悬挂的匾额、楹联，全为吟颂萧江巨族辉煌历史，弥散着浓郁的人文气氛，深蕴祠堂文化的内涵。在江西，除了萧江大宗祠之外，还有大小祠堂无数，它们都散落在赣地村头，等待学者们去发掘。

目前在我省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发现的周瑜宗祠，是其后裔为纪念先祖而兴建的，距今200余年。这座巨型宗祠坐北朝南，建筑考究，光洁如新。宗祠地盘呈长方形，面积约900平方米。宗祠正面为牌楼风格建筑，门框、门墩、门槛分别由整块青石构成，大门上方门额竖刻“相帅府”硕大楷字。外墙均用青砖水磨砌成，严丝合缝，平整光滑。整座宗祠分前、中、后三进，每进高差0．13米，由低至高，寓意步步高升。四个天井分列前、后两大厅两厢，中间为笔直通道。最引人注目的是头顶上的藻井，一共有九个藻井，正中四个最大，尤其是中间两个藻井雕刻异常华美壮观。图案分别为“丹凤朝阳”和“双龙戏珠”，四角均配有精美的附加文饰“琴、棋、书、画”，颇有诗礼传家之遗风。大厅内木柱林立，共有108根柱子。离宗祠正门前约十五米处还有一堵宽厚的照壁，通长19．2米，高3．8米，尽显尊贵气派。

我省永木黎村、钓台古村、安义的京台古村都有雕梁画栋、气度非凡的大型古宗祠，其建筑和工艺令人叹为观止。

借以维护宗权的工具

黄昌保告诉记者，近日安福县文物工作者在爱国诗人王礼锡的故乡——安福县洲湖镇王屯村发现了一座明代皇赐古宗祠。这座宗祠更加说明了宗祠是维护宗权的工具，同时也被皇室利用。

位于王屯村民宅前排中央的这座古祠名叫上圃金陵彭氏宗祠，又名萃秀堂。建筑外形犹如古时帽沿和一件官袍。除正中大门外，左右两侧各有一扇大门，门额分别镌刻“储祥”、“凝瑞”。祠堂东面樟树下有一座青龙古庙“盘踞”，西面有一座虎祠“蹲伏”。按古代说法，天上有二十八星宿，左边七座为“青龙”，右边七座为“白虎”，中央一座为帝王，宗祠仿帝王而造，是触犯皇帝禁忌的。然而，历代皇帝却从未追究，原来，宗祠内有一件皇赐朱衣连带皇冠一顶，乃明太祖巡视南京时，赐与当时冒严寒跳长江喊冤的原南唐御史中丞彭嵩后代彭祖兴的。此祠堂及祖兴子孙仿照明太祖所赐皇冠龙袍之形状而设计建筑，并将御物供奉于堂内。从此，彭氏家庭人才辈出，至清代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止，获进士、举人、教谕、邑郡痒生、登仕郎等学位或官爵的不下200人。

黄昌保说，据考证，周瑜宗祠的“相帅府”中之“相”指周必大。周必大是宋孝宗淳熙末宰相，系周瑜后裔，今江西吉安市人。“帅”指三国时吴国大将周瑜，“相帅府”寓意出文官武将之府第。据车田周氏25世孙、现年80岁的周旭宜老人介绍，车田周氏10世孙周贯在湖南经商致富后捐出巨资，委托族人建造车田周氏宗祠，取名“相帅府”，以彰显先祖恩德功勋，并勉励后人文武成才。

祠堂折射出宗权盛衰

记者对吉安钓源古村宗祠前的旗杆石很感兴趣。黄昌保说，宗族的凝聚力往往来自宗族的实力。在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一人得道，同族皆荣，祠堂的规格也有王法制度，族中有人金榜题名，“青衣换紫袍”，这个宗族盖的祠堂就能“竖旗杆”、开“三山门”、设置“门当户对”。各种设置还要与其人官位相应。此为彰显宗族势力的方式。

吉安古时学风盛行，集于此地的各种文化现象被学者称为庐陵文化。旧时，安福县的大家庭多。据史料载，明朝洋门嘉溪村王之礼，兄弟六人，百余人口，合炊数十年未分炊，画“百忍图”于墙上，提出“大要量，小要让”的治家原则。族有族规，家有家规。民国末年，安福县有姓氏137姓，不少大姓均在县城建有宗祠，春秋会祭。其中不少是富甲连城的大户，如洋溪的“郁十万”、边村巷口的“童十万”、江南冷水坑的“王十万”、甘洛山下的“钟十万”，山庄东冈的“刘十万”等姓。也有不少名门望族，如西汉安成侯刘苍之后的茨溪刘氏、三国东吴周瑜第二子都乡侯周胤之后的蜜湖周氏、东晋安成大守刘遐之后的笪桥刘氏、会稽望族东晋义熙时安成太守谢瞻之后的东门谢氏等。在整个安福姓氏中，刘姓人数为各姓之冠，有“刘半县”之说。各姓多聚族而居，自成村落。笪桥刘姓，出现了一批诸如道教上清派祖师魏夫人、禅宗七祖行思及刘元宾、刘沆、刘日升、刘敞、刘奉世、刘建绪等中国名人，形成了一种笪桥刘氏文化现象。近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生育运动的开展，家庭规模日趋缩小，独生子女户日趋增多，小家庭不断出现，宗族关系、宗族观念逐渐失去了发展基础。

祠堂里挖掘中国历史

宋时，乐安流坑没有宗祠，到了明初才建了第一座宗祠。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董氏各房支派竞相建祠，甚至有儿子替父亲立生祠的。至清道光时，村中宗祠多达83座，现存祠堂尚有50多座。正如族谱所说，大大小小的祠堂起着将数千子孙萃于一堂、联之一心的作用。

据悉，明代嘉靖年间，流坑董氏两次修建大宗祠，还为董氏立下十四条族规，将礼法与伦理用私法的形式加以确立，成为此后数百年间，流坑董氏大家族所有成员最主要的行为规范和处罚族人的依据。当时，董氏宗祠规模很大，但在1927年，被军阀孙传芳的部将邢玉堂一把火烧了。据说邢玉堂曾抢夺董氏一户人家的女儿作妾，董氏家族觉得有辱门风，就把被抢女儿的母亲沉潭了。邢玉堂闻讯大怒，以给岳母报仇的名义，率部杀到流坑，一把火烧掉了大宗祠。

黄昌保说，南昌黄家祠又称江西黄家总祠，原坐落在省城中山路黄家巷（古为百花洲旁的杏花村，现中山路与胜利路交会处）。据《黄氏祠谱》记载，总祠占地约7．25亩。清代乾隆丙子年（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黄氏宗亲贤达在杏花村从江南上元县杨氏手中购得房屋一所兴建江西黄氏总祠，时值价钱纹银420两，恐日后反悔，双方立下“乾隆丙子年建祠买地基文契”。同年，黄氏宗亲先贤又花160两纹银从南昌府南昌县陈廷芳手上购得大小两房屋，使总祠扩大。由于规模不大，加上地势低洼，黄氏总祠经常积水，房屋阴暗潮湿。并且，每届乡试仅容来自全省的黄姓考生百余人。1817年，金溪县黄东序联络各郡同宗捐款，用去万两纹银扩建，使黄祠的占地面积比原来大三倍。1847年，黄祠历经30年风雨，祠屋欲倒，后人历时3年修整。46年后（公元1896年），黄氏族人捐白金数千两再次历时3年整修扩建，使祠堂的外表宏伟辉煌。

据南昌县幽兰镇前房黄村老人黄衍修回忆冬至祭奠时说：上午9时，全省各路黄氏宗亲代表云集在此。10时，黄氏族人熙熙攘攘进入敦睦堂祭祖，大厅墙上悬挂黄香、黄琼、黄绅、黄峭山、黄赡、黄庭坚等先祖画像，各系家谱整齐陈列，气氛庄严肃穆。

1938年，日寇攻打南昌城，黄氏宗亲纷纷避难，黄家祠堂4000多平方米建筑大部分被毁，余下成了日军的兵工修械站，黄祠从此荒废。

收笔时，记者想到流坑董祠六根高达8米的花岗岩圆柱直刺蓝天，不由感叹：与其说这些柱子曾支撑着宏伟的祠堂，不如说是支撑着宗族文化。

文／记者黄铭 图／记者邓安 策划／记者吴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