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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香山文化 ■第二部分:洋务文化－洋务简史

2013-4-23 20:17| 发布者: admin| 查看数: 615| 评论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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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香山文化　■第二部分:洋务文化－洋务简史 (2006-11-07 22:18:29)

■第二部分:洋务文化
洋务简史
　　香山买办洋务先驱
　　香山洋务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开创性和边缘性。洋务文化主要表现为香山人在近代洋务活动中，一直居于重要地位并形成独具一格的洋务文化风貌。从鸦片战争前后香山人在洋行做买办与中外商人接触开始，到晚清洋务运动全面展开，香山人都积极参与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各项事务，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即洋务文化。在使中国打破闭关锁国从而面向世界的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诸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身旁和背后，有一大批旨在使中国工商业近代化的旧称“买办”的爱国实业大家，其中香山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容闳、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就是当中的佼佼者。
　　所谓买办，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受雇于外国在华商行并做他们代理人的中国人。鸦片战争以后，买办不仅是洋行的总管、账房和银库保管员，而且还是大班的机要秘书，在商馆的商贸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必须既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又熟悉洋行和中外贸易业务，拥有较好的职业道德和一定的经济实力，买办阶层也逐步成为近代中国历史风云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连通中西
　　买办阶层应运而生
　　自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占据澳门，澳门与香山两地贸易越发频繁。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香山因邻近澳门、香港及广州，中外贸易和商品流通迅速兴盛。香山境内石岐、小榄、前山等地，因商业繁荣而成集镇。精通中外贸易业务和外国语言的买办应运而生。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通商，外国商人和广州、香港的洋行纷纷抢驻上海。规模巨大的洋行主营茶叶、蚕丝等商品。而这些货物的经营并非易事，所有部门的具体工作，都需要买办的参与。曾与他们有过长期合作和交往，又熟悉英语的香山人很自然地成为在上海洋行的第一批买办。在中国被迫开埠通商之初的众多买办中，以广东人最多，其中又以香山买办为主。由于丝、茶、陶瓷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物品，香山买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互相提携
　　香山买办称雄上海
　　徐钰亭、徐荣村兄弟是最早到上海洋行当买办的香山人之一。19世纪前叶，徐荣村从香山北岭村（今属珠海市）来到上海，进入英国商人开办的“宝顺洋行”任买办。1851年英国举办首届世博会，徐荣村一举夺得金银大奖，名利双收。为了壮大家族势力，他把村中包括徐润在内的子侄带到上海，因为香山人“互相提携”的浓厚的乡亲观念，从徐荣村开始，这家商号成了不少香山人走上商业救国之路的“实习基地”。
　　来自香山的唐氏、徐氏、郑氏、莫氏几大家族逐渐成为买办世家。唐某（唐廷枢的父亲）在香港当过外国人的听差，他的兄弟曾任香港一位执行官何德弗斯的买办。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也成为上海新得洋行的买办。“香山人”甚至被看做是“买办阶级”的同义语，香山买办的精明强干和诚实可靠，尤其受外商的信任。1859年，外商约翰·侯德给同族人阿尔伯特·F·侯德的信中说：“上海买办根本不可靠，不过他由我们第一次去上海时的老买办（香山人莫仕扬）做的担保。”据统计，1830年至1900年的70年内，上海、香港、广州、天津、汉口、九江各埠四家英国洋行买办中，广东人占十分之九，其中香山人的表现尤为突出，故香山被称为“买办的故乡”。

　　爱国忧民
　　大力兴办民族工业
　　洋务运动兴起后，清朝在上海开办机器制造局，提倡官商合办近代企业。清末官督商办的这些企业，大都是以香山人为主干设立起来。
　　唐廷枢是应李鸿章之邀，和他的亲密伙伴、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同时进入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当时，招商局资本招揽进展甚微，筹办经年，其资本（包括官款在内）不足20万两。而唐廷枢和徐润一经接手，就立刻将资本扩大为100万两。他们和商业界有着广泛联系，所以招商局的投资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普遍的反响。
　　不在上海的开平矿务局，也是唐廷枢一手经营的。这位年过六旬的上海买办，舍弃奢侈舒适的外滩生活，与开矿工人日日风餐露宿，跑遍东北找寻矿产。该矿在19世纪末期的年产量，曾经达到78万吨，为当时其他的官商煤矿所不及。
　　作为唐廷枢的姻亲，郑观应与唐廷枢的合作也很紧密，他与唐廷枢合办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对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造纸公司、烟台采矿公司、缫丝公司、三姓金矿公司等也“无不入股相助”。
　　随着买办的实力和地位的提高，买办阶层也成为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独立，1904年上海总商会成立后，商人逐渐用统一口径发言。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是一股经济势力，在政治上亦要求分权，广帮中的买办也参与其中，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一股重要的力量。1905年，社会各界掀起要求废除虐待华工的中国与美国的相关条约的运动，国人自发地进行抵制美货，上海商会率先发出号召，相处不用美货。他们的爱国行动，与全市、全国的反美浪潮相呼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迫使美国政府在对待华工问题上作一些让步。

专家访谈
　　 “像买办一样，有拼搏的敬业精神”
　　专访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科学系主任、教授、博士胡波
　　洋务文化作为香山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子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对于现实有什么样的意义？记者采访了对洋务文化有深入研究的胡波博士。
　　记者：你如何定义洋务文化？
　　胡波：洋务文化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买办出现于鸦片战争前，19世纪中期。但是鸦片战争后，买办成了一个新兴的阶层，买办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既是买办，也是商人，他们的生产方式非常特殊。可以说他们是暴发户，他们在中西贸易过程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同时也为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买办成为当时社会非常关注的一个群体。买办之后，商人的地位在逐步提高。买办热衷于投资近现代工业，也对现代社会的革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说买办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买办是特殊的时代一种特殊的结果。因为买办处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不仅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也吸收了很多西方先进的理念。他们很多的经营理念比如注重诚信，注重契约关系，在生活方式上也接受了更多西化的内容，这些东西都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表现。
　　记者：洋务文化体现了明显的地域性，为什么会在香山出现这样一个群体？
　　胡波：有一个说法，十九世纪香山买办成为买办的故乡，就是说香山买办是一个巨大的群体，莫氏家族、唐氏价值、徐氏家族、杨氏家族、容氏家族，都是知名的买办群体。比如太古央行的莫氏家族，子孙三代就有近千人从事买办。
　　香山买办为什么这么出名，首先是因为地域优势，1553年葡萄牙人租占澳门之后，从地域上还是属于香山管辖，对香山还是开放的，香山人很早就到澳门经商，很早就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很快在语言方面有了优势。另外香山一直有经商的传统。因此，洋人不仅需要懂语言也需要懂中国本土贸易制度的人。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香山人就随着洋行向上海等地迁移，同时因为中国人的家族联系，带动了更多人迁移。逐渐香山买办形成一个很大的重要的群体。
　　记者：洋务文化对于现实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
　　胡波：现在中西的交流非常频繁和复杂，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像买办一样，以一种积极和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西方先进的文化；其次，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要有选择地谨慎吸收，以及转化创新，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在创业过程中，要有一种拼搏的敬业的精神，要有使命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具有使命感的话，就可以制约各种短视和不理性行为。当然了，也要避免买办中消极的一面，在与西方交往过程中要注意民族尊严，不要损害民族的利益。
　

买办家族
《盛世危言》唤醒国人

　　溯源
　　作为中国近代洋务文化中的另一重要人物郑观应，其家族和他的亲朋中当买办的人就不少。他的叔父郑廷江（秀山）是上海新得洋行买办。他的亲戚曾寄圃是上海宝顺洋行高级买办。他家和有名望的买办唐廷枢也是姻亲，而与另一买办商人徐润是“两代相交近百年”的世交……郑观应，1842年生于中山三乡镇雍陌村；1873年，受聘担任太古洋行轮船公司总理，并在牛庄、上海等地开设商号、钱庄，成为买办商人，撰写《救世揭要》；1881年，受命创办上海电报分局，任总办，次年正式脱离太古轮船公司，结束买办生涯；1894年，在《易言》基础上完成5卷本《盛世危言》，正式出版，被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对后来康有为领导的“戊戍变法”起到了先导的作用，被誉为“救世良药”；1922年，病逝于上海。
　　看似简单的一生，却成就“以买办身份与西方文明接触最早的中国人之一”的称号，他的一生不停思考中国的命运：他提出君主立宪和“商战”；提出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兵战”不如“商战”的观点；他的《盛世危言》等著作唤醒国人，引起朝野震动。这个看似内敛深邃的“澳门之子”，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和争议。◆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刘贤沛
　
　　探访
　　9月的初秋正赶上一股寒流，适时探访郑观应的故居。驱车经过三乡现代化的高楼、厂房，穿过三乡镇雍陌村一块空地，一所青砖雕木的平房不起眼地立在几座现代化的楼房之间，郑观应故居为硬山式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前后两进，中间天井加盖改为住房。由于历史已久的缘故，青色的外墙开始泛出青黑色，在阴沉的天气中显得更加内敛深邃，在现代气息的冲击下愈加凸显出它的古朴。这就是中山人、三乡人引以为傲的郑观应的故居，也是郑观应的出生地，他在这里度过了17岁以前的时光。
　　从外观来看，郑观应的故居为当时再普遍不过的民居：黑色的大门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泽，几处残破更加显现出它的落魄，青砖外墙也有用泥沙修复的痕迹，显示出它的年代已久。门楣上方的图案清晰可辨，但还是掩饰不住时间将它的光彩褪去的痕迹——画面的颜色略显不均；黑色的屋檐不时有杂草探出头来，从屋檐的左右两边下来，各有一幅砖雕，这些都彰显出它的古朴韵味。倘若不是大门两边的木牌告诉我们这里是郑观应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真的难以想象近代中国史上的买办要人、启蒙运动先驱、著名的思想家就是从这里走出中山，被载入史册。
　　推开岁月留下班驳痕迹的大门，百年岁月便呈现在我们眼前。穿过一个雅致的庭院，抬头看去，门额上方镶嵌一块长2.35米、宽65厘米的石匾，上面写有“秀峰家塾”四个金漆楷书阴字，落款“光绪二十九年孟春立”，虽然已被风雨、岁月磨去光亮，却也因为历史的缘故而泛出圆润的哑光，少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多出几分平易近人。步入故居大厅，灰雕、墙画色泽犹鲜，木雕镂空神楼、神台，上雕人物、花鸟、狮子等图案，古色古香。两块已破损的木匾上书——“奉旨出使暹罗查办事件”、“钦命广西分巡左江兵备道”，彰显旧居主人昔日的崇耀地位。

　　手记
　　对唐廷枢、郑观应的崇拜，促使我走访了他们的故居，让人不解的是他们的故居太过普通，以至于很容易被湮没在周边的古民居或现代建筑里，郭乐、马应彪发家后回到家乡大兴土木，改造、修建故居，故居的体面也彰显他们的一世风光，而唐廷枢、郑观应的故居保持原有的风貌，虽谈不上大气，但里面的陈设、历史的韵味，以及主人的遗物，需要有一定的历史基础方能慢慢品味。
　　说起郑观应的故居，为大多中山人骄傲，而三乡人更是为之而自豪不已。三乡作为中山重镇，也是中山的“富镇”，值得庆幸的是物质方面富裕的三乡人并没嫌弃郑观应故居的落魄，一直将它保留下来，也没有在它的基础上大兴土木扩建之举，将它最原始、最自然的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也让我们了解到更加真实的郑观应。
　　在探访故居的行程中，每每询问郑观应故居的方位时，三乡人都掩藏不住几丝得意、自豪的神色，而故居周边的老人、年轻人为郑观应得意自豪之外，更多是抱有崇拜之情，与郑观应做过“邻居”的老伯、老太们也是感到十分荣耀。他们的举动让小记感到几丝惭愧，小记生在武汉，4年大学生活有一半时间在武昌红楼旁度过，每天都从这栋建筑经过，早已习以为常，从未踏入红楼半步，忘了武昌起义胜利后，在此成立湖北军政府（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颁布了废除清朝帝制、建立中华民国的布告，通电号召各省起义，当这些历史在头脑中重温时，突然有了探访红楼的冲动，看来历史建筑的魅力并非建筑本身，而是历史建筑的灵魂——历史根源。探访唐廷枢、郑观应故居也是如此，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民居，在一群古朴民居中很容易从眼皮底下溜走，一旦与这些显赫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即使被风雨所致残破，也可以说是岁月的沧桑痕迹，最重要的是有了历史人物的高大形象，再将其故居套在其上，自然会厚重得多。

第一买办为国争利

　　溯源
　　谈及唐氏家族，不得不说起唐翘卿、唐廷枢、唐廷植等人，他们之中有“中国茶商中的拿破仑”、“中国近代买办第一人”、“早期旅美华侨领袖”，他们都经历了从洋行买办到民族资本家的历程，实业强国是他们共同的梦想。在中国近代史中，他们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的成果，旧中国的工业现代化从他们开始逐步变成了现实。作为唐氏家族最具代表的人物唐廷枢，他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史的诸多“第一”结缘：他主持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水泥厂，创办第一家由中国人办的保险公司……为当时的商界奇才、工商巨子，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先驱之一，李鸿章甚至说过：“中国可以没有我李鸿章，但不能没有唐廷枢。”可见其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之重要。

　　探访
　　珠海唐家湾，一个不大也不起眼的历史古镇，倘若不是这里诞生过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诞生过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唐国安、诞生过主持修建中国第一条国产铁路的唐廷枢这批历史名人，或许早就湮灭于中国数以千计的小镇中。
　　汽车行驶在珠海蜿蜒美丽的海岸线上，迎面而来的海风让人心旷神怡。唐家湾这座古镇坐拥于山水之间，笼罩在薄薄的水气中，越发让人感觉她的人杰地灵。初秋的天气不再炎热，却多出几分躁动，走进唐家湾绵长深幽的古巷中，淳朴气息顿时让人气定神闲。
　　虽然百年时光如梭、时过境迁，但是在唐家湾依然保留了一片清末明初的建筑群落，青砖灰瓦的百年老屋向记者叙述唐家湾沧桑而不平凡的历史，气势恢宏的屋脊图腾。沿着老街寻找唐氏家族遗留下的痕迹，绿树掩映间发现3座并排的庙宇——唐家“祖庙”，青墙青瓦，肃穆凝重，细看之下，门槛已被各方足迹磨得浑圆泛亮，无言地告诉后人这里曾经香火鼎盛，也昭示着唐氏家族的浩大声势。迈过门槛进入到庙堂内，墙上广东特有的精美灰雕已经脱落，显得有些残破，但从这些残缺不全的剩余部分中，还能依稀辨认出山水人物等图案，也依稀看到庙宇风风雨雨百年岁月。
　　中国近代史上买办第一人唐廷枢就是从这个小村子走出，从而缔造了中国近代买办文化。与唐氏家族浩大的声势相比，唐廷枢的故居却是一栋毫不起眼的民房。80多岁的唐家湾村村民唐有淦老人指着一栋不起眼的民房说：“这就是唐廷枢的故居。”普通民宅边巨榕擎天，树下有老人在聊天。经过100多年风雨，位于唐家镇的唐廷枢故居已经“泯然众人矣”，只有门上由李鸿章题写的门匾能透露出故居百年前的辉煌。唐有淦老人说，“虽然现在在故居很难找到关于唐廷枢的痕迹，但他的光辉早已留在历史的文字里。”

　　手记
　　香山的买办文化是中国买办文化的鼻祖，这是由香山独特的地理位置——临近澳门，独特的政治背景——被迫签订了开放澳门口岸的不平等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这两大条件所决定的，因而催生诸如唐氏家族、郑氏家族等显赫的买办世家，也造就“中国近代买办第一人”的唐廷枢等历史名人。
　　之所以中山能够产生诸多“买办”家族以及名人，中西方文化产生交流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唐廷枢、郑观应都是从国外洋行的实际学习中，“蜕变”成为中国近代买办文化的佼佼者，“外商”的冲击、影响都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此外，通商的结果，使得香山比其它地区富裕，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能力和包容能力更强，这也促进了中山与国外的通商，这些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连锁因素，启动其中一环，另外一环也随之而启动，在互相促进的环境下，中山成为中国近代买办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在情理之中。

中国的留学生之父

　　溯源
　　容闳被称为“中国的留学生之父”，珠海南屏镇人，自幼被送入西式学堂，1847年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律系。从1872年开始，容闳前后组织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开了我国官费留学的先河。1912年4月21日，84岁的他病逝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的住处。他为中国铁路、外交、矿山、电报、海关、海军及高等教育的建设作出了开天辟地的贡献。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容闳也有过一段买办的经历，他曾经做过茶叶生意，也在江南制造局做过采购员。并且这段买办的经历让他更加懂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而组织了幼童出国留学，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培育了一大批栋梁之材。
　
　　探访
　　今天的南屏村，曲曲弯弯的巷道之中，不少过去的大屋、祠堂依然完好，但容闳的故居风貌已不复存在。
　　记者驱车来到南屏村西大街三巷，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了悬挂着“容闳故居”字样的牌匾的地方，墙壁都是重新刷新过的，故居老墙的风貌已经荡然无存，只有进到里面才能依稀见到一些老墙的痕迹。但仅是这堵墙，每年都引来不少留学生在此驻足，凭吊逝去的一代英才。
　　据资料考证，1839年，7岁的容闳被父母送到澳门念书。父母希望儿子将来能当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译，改变贫穷的命运。1847年1月4日，19岁的容闳从珠海老家出发，带了不多的行李，在广州黄埔港上船去美国。4月12日容闳到达纽约，开始他的求学之路。在耶鲁大学读书时期，他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命运。这个时候，容闳立志报效国家的理想已经了然于胸。大学毕业前夕，他为自己题下了这样的座右铭：“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1854年，容闳大学毕业。此时的他已经拥有美国国籍，但他没有选择留在美国，毅然归国，开始为幼童留美事宜四处奔走。1863年，容闳突然受到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召见。曾国藩想办工厂，办工厂就得有机器，机器又只能从外国买回来。容闳以前在上海结交的几个人都在曾国藩手下任职，他们推荐容闳来当采购员。当容闳完成购买机器任务的时候，卓越的功劳、勤奋的表现博得了曾国藩的信任。
　　1867年，容闳陪同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总局。之后，容闳在江南制造局设立兵工学校的建议被曾国藩欣然接受，容闳进一步得到献计上策的资格，对此，容闳洋洋自得地回忆道：“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锋芒。既略著成效，前者视为奢愿难偿者，遂跃跃欲试。”容闳结识曾国藩后，便被授以五品官职，这便为他更广泛地结交权贵，争取“留学计划”实施创造了条件。1872年，容闳实现了他的“伟大教育计划”，中国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
　　1872年，在容闳的奔波主持下，首批幼童赴美留学开了中国留学之先河，先后有四批120名留美儿童，留美儿童中最杰出的有“一詹（天佑）二唐三梁”之说，其中唐绍仪、唐国安、梁如浩（交通大学创始人）都成为各个领域富有建树的人才，对中国近代的发展功不可没。
　
　　手记
　　容闳也曾经是买办的一分子，但是买办的经历给他带来的不只是富足的生活，更是为他实现教育救国的伟大理想做了铺垫。
　　记者路上碰到一位土生土长的老人，老人告诉记者，南屏是比较有名的“买办之乡”，现在还有不少人在海外做事。当时南屏的买办都积累了丰厚的家底，在南屏兴建了不少豪华的建筑，以光宗耀祖。但是容闳却没有给家族留下丰厚的财富，而是兴建学校，造福后人。
　　据当地老人介绍，虽然容闳捐款建校的时候，他的祖屋已经面目全非了，不能居住，他宁愿搬去兆六容祠住，都不愿意出资重修祖屋，而是捐资倡建了甄贤学校。
记者在甄贤学校看到，100年前的学堂至今还有学生上课。学堂对门墙壁的正中，挂着晚年的容闳照片，晚年的容闳目光深邃，我想，琅琅书声应该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吧。

太古洋行实业救国

　　溯源
　　莫氏家族主要是指莫仕扬父子三人，其中代表人物为莫仕扬。莫仕扬名维俊，号彦臣。金鼎会同村人。1870年任香港太古洋行第一任买办。1879年病逝。仕扬次子莫藻泉名鎏章，宇冠鋈，藻泉为其号。他接任太古洋行第二代买办。莫氏父子创办的太古糖厂、太古船坞都成为太古洋行两个创利最多的企业。藻泉长子莫干生，1917年任太古洋行第三代华人买办。在此期间，太古洋行跃居各洋行之首。1931年莫干生向洋行递交辞职书，结束半个多世纪莫氏家族对太古洋行的实际统治。
　
　　探访
　　驱车从金鼎拐上昔日的岐关路前行，不多久就能看到会同村的牌坊。在参天古木的掩映下，会同祠、调梅祠、莫氏大宗祠三大宗祠和南北碉楼等会同村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建筑一字排开，这里就是当年会同人的精神家园。
　　历经百年的风雨，莫氏家族的祖屋已因为年久失修变得颓败：大门被生锈的铁索拦着，屋顶已坍了一角，木门在岁月的风雨中早已变成黑褐色。莫家祠堂虽然破败，但岭南特色的石雕、砖雕、木雕还可辨认。透过精心雕刻的纹路，还能依稀看出莫氏家族曾经的富贵。
　　莫氏一家三代担任香港太古洋行总行买办61年。莫仕扬和他的两个儿子，凭借着对洋务的熟悉，将太古洋行的分支机构设至沿海各开放口岸，最为鼎盛时，几乎垄断中国沿海的海运与长江、珠江内河航运，至1928年，太古洋行的经济实力超越资历最深的怡和洋行，跃居香港各洋行之首。百年之间，莫氏宗亲只要能工作的，都在太古洋行或其分支机构找到工作，累计达千人，故员工中流传着“只知有莫，不知有英”。
　　莫仕扬自小聪颖过人，富经济头脑，又略懂几句英语，从1870年起就任命他为太古洋行第一任华人买办，委以重任。莫仕扬任买办后，凭着他与港穗工商界的渊源，迅速打开局面。莫仕扬的儿子莫藻泉接任太古洋行第二代华人买办。他更具商品竞争意识，很快创办了“南泰商号”，起用堂侄莫仲逵任主事，使南北商人更易与洋行打交道。
　　精明的莫氏父子为太古洋行奠下了庞大的基业。以糖业为例，东南亚乃至中国大陆，都盛行一种“爪哇糖”（印尼爪哇产），莫氏父子于1880年在香港鲫鱼涌低价买下一大片荒地，规划近山处兴建太古糖厂，近海处修建太古船坞。至1884年已投资500万元，兴建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太古糖厂。该厂因靠近原料产地，比爪哇优越。莫藻泉推出一种像海报的“月份牌”由香港设计师关蕙农设计画面，用重磅铜板纸印制，大肆宣传太古糖厂“太极圈”牌白糖。由于“月份牌”色彩艳丽，大受中国大陆群众欢迎，迅速进入千家万户，太古白糖很快便占领了市场，把爪哇糖排挤出大陆。
　
　　手记
　　莫氏家族的变迁，和太古洋行的纠葛分不开，作为一个买办，莫氏三代曾不遗余力地为太古洋行呐喊，但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最先是一个中国人。
　　太古洋行的发展主要就是靠莫氏家族，莫氏家族四代做其买办，族亲有1000多人为其服务，但第四代的莫应圭看到英国人对其的防范，就辞职回国自己经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香港第一面五星红旗就是由他升起来，其他人叫他不要冒这个风险，他还是出头了。
　　后来，因为莫应圭一系列的爱国行为，导致港督派警察把他从香港直接驱逐出境。回广州后，他又担任了多个社会职务，为新中国服务。又如容闳，除了教育救国，在实业救国方面也有突出贡献，曾参与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

毅然投身民族工业

　　溯源
　　徐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徐润，他的伯父徐昭珩是上海宝顺洋行的买办，堂族叔徐关大是上海礼记洋行的买办，季父徐瑞珩（荣村）在上海开埠不久即经营荣记丝号，也是一个为洋行服务的商人。徐润十四岁到上海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后升副买办，兼营宝源丝茶土产商号。1873年受李鸿章委托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经手购买美国旗昌洋行船只，为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兼任开平矿务局会办。1902年在上海开办景纶衫袜厂，一度出任招商局代总办，还曾开设同文书局，石印《二十四史》和《图书集成》。著有《余禺齐自叙年谱》及《上海杂记》。
　
　　探访
　　20世纪初，一位在上海滩被称作“富甲王侯”的商人，在静安寺附近兴建了一座私宅，名为“愚斋”，愚园路由此得名，富商名叫徐润，珠海市北岭村也有一座愚园，这是徐润从小长大的地方。北岭村，地处珠海拱北繁盛之地，因城中村改造，愚园周边的环境已变得面目全非，全没了旧日的古朴，也很难让人联想到，这个被几棵大榕树掩盖下、已显得十分陈旧的楼房曾经的繁盛。北岭村村民黎达告诉记者，他小的时候，愚园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那个时候有很高的院墙，全部是石头砌成的。
　　愚园是徐润在老家建造的私家花园，愚园的名称也显示了徐润这个买办商人的文人气。但这个透着书卷气的买办，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商、最大的房地产商、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创始人，并奠定了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基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机器印刷厂，他还参与创建与经营了中国第一家机械化的大型煤矿，帮清政府送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徐润14岁时，随叔父离开珠海，经澳门前往上海，进入英商宝顺洋行。他在英国人手下一干16年，23岁便升任总买办。这时，他的英语水平和国际贸易经验，已经具备了在上海滩独立门户的能力。1859年徐润在洋行任买办之外，开始自营商业。他和宝顺洋行另两名买办在上海伙开绍祥字号，包办各洋行的丝、茶、棉花生意，又与人合股开设敦茂钱庄，周转商业上的金融需要。从1859-1864年的短短5年中，他先后设立经营出口茶丝和进口鸦片的行号以及钱庄共十三四家，分布在温州、宁波、河口等处。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自设宝源祥茶栈。他开设“宝源祥”茶栈，经营茶叶出口，历时20多年，他1886年创下的中国的茶叶输出纪录，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
　　在徐润创办的“新式企业”中，还有中国的第一家机器印刷厂，他从英国引进12台轮转印刷机，创办了上海同文书局。《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全唐诗文》、《康熙字典》……这些宝贵的中国文化典籍，通过徐润购进印刷机印刷，广为传播。
　
　　手记
　　徐润的矛盾性和传奇性在于其身份的多变：买办、商人、文人。徐润刻苦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见贤思齐的精神，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对他一生的事业开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创业成功后，徐润更深切地体会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制以及民族不平等性，于是骨子中的民族意识被突然唤醒，这对他以后的商业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73年旗昌洋行卖劲地拉拢他任上海买办，他不但拒绝旗昌洋行的要求，而且毅然投身到民族工业中，与好友唐廷枢改组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最大的国有民族企业。徐润后来在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签订《齐价合同》等方面都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致力于抗争，敢于收回国家的利权，这就是他买办期间形成的民族意识的发扬光大。（作者：查九星　邱锐泉　明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