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屯垦移民
屯垦分军屯和民屯两种。民屯，既有招抚流移、官给牛种、收获官民分成;也有强迫把外省老百姓遣送到人户荒凉之地垦荒屯田。军屯，即派驻军队到抛荒严重的地方，一方面驻防，一方面垦种耕地。由于志史对此记载语焉不详，陕南在明代屯田的具体情况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概念。但是，从支离破碎的史料和许多有关资料中也能捕捉到明代陕南屯田的情况。
首先，以军屯而言，从明初洪武时开始，就开始在全国实行军屯，以安置为创建大明天下而建功立业的官兵，并设卫、所进行管理。即把数府划为一个防区设卫，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从当时的建制看，大约五千六百人称卫，一千一百二十人称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称百户所。每百户设总旗二名，小旗十名。从事屯田的军士保留军籍，且世代为军。其大部分屯田，小部分驻防。军饷的大部分由屯田收入支给，“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其军官，卫称指挥使，所称千户、百户。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颁定全国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千户所六十五。明成祖永乐年间增为内外卫四百九十三，千户所三百五十九。兵额总数(包括屯田军在内)达二百七十余万人。至明代中叶，屯田大多被军官吞蚀，兵士又无战斗训练，仅供地主、官僚役使，不能担任防卫，实际与民籍相差无几。当时，陕西设都司（治西安）和行都司（治甘州，今甘肃张掖县），隶属于右军都督府，分辖东、西各卫所，有西安左、右、前、后四卫，延安、榆林、绥德、汉中、宁羌五卫，以及兴安、凤翔、沔县（即勉县）、归德（今榆林县南）、镇羌（今神木县东北新民堡）、安边（今定边县东）六个千户所。据明嘉靖《汉中府志》记载，汉中府设汉中卫，所属金州及勉县分别设有千户所各一个，专门对军屯进行管理。也就是说，按建制，汉中府至少有五千六百人驻防和屯田，而金州及勉县两地各自至少有一千一百二十人驻防屯田。 汉中褒城河东店有一通刊于康熙十九年的《张氏重修佛堂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张氏于明初从河南灵宝拨入汉中宁卫军籍的史实。从私人修建佛堂这一举动和碑文落款的张氏后人来看，军屯户张氏经几百年繁衍，已成为当地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大户族。予原籍河南灵宝人氏，于明初拨入汉中宁卫军籍，住居褒邑河东店，凡数世矣。有先父自幼业儒，耽怀诗书，及门有见售者。父终身未显荣焉，持己严重，与人公正，治家勤俭，教子义礼。褒邑官长，曾闻其善而举之，以风示一方。安康四合乡郝家坝有一通始刊于明万历三十七年，重刊于咸丰九年的《重刊张莱墓碑》是一份典型的军屯史料，它对从事军屯的人口来源记载颇详：初，祖辈文汉，五十四岁，系湖南长沙府浏阳县老虎市人，于元末年九月从苏州徐丞相下□□十月充怀远卫总旗，征中京，克邳州，济□、盖都等处。洪武元年克德州、汴凉、怀庆、太行山碗子……等处，守平阳；二年，克陕西凤州、秦州、庆阳；三年，取定西克守宁夏；五年，克西宁、平凉等处；□年七月，调谐州千户所；十五年，征孔邳□等处，收捕番城；二十二年，征西番土鲁河等处；二十四年六月赴京；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初四日钦赐昭信校尉金州守御千户所。子张荣世，百户，赠昭信校尉管军……，母徐氏，赠安人；妻侯氏，赠□人。大明万历三十七岁［下缺若干字］大清咸丰九年岁次已未［下缺］另据万历四十五年(1617)十二月初一立石的《明诰封武略将军鲁公欢山墓志》记载，鲁欢山（名卿，号欢山）“生于正德甲戌年(1514),以祖功授陕西金州百户”，隆庆元年因在紫阳征剿“蜀寇”何勉而阵亡于星子山。穆宗皇帝赐之诰命，封其为武略将军。其长再传而孙，皆能继续”。此碑落款自称“兴安州守御千户所军政清军城操千户十世不肖承重孤子鲁大勋、十一世孙荫袭鲁礼”，这是明代金州军队屯田的实物资料。《紫阳县志》载有明兵部尚书刘士科《干沟平贼记碑》一文记载更为翔实：巨寇何勉……聚众千人，结寨干沟……屡败官兵，夺我糗粮，焚我营寨，汉中通判朱公死于劫火。当事者会调郧、襄、川、陕、汉各屯兵三千余，逾年不胜，又调金州诸屯千户长刘时春、百户长谢朝元、鲁郎诸军，亦复舆尸。关南少参王公文瀚，山西汾州人，申详总制曾公遣将捕剿，又逾年不下，糜费银两以万计。至戊辰孟秋(1568)，公遣边军士达以火炮击碎勉首，余党悉平。这虽是关于平剿“寇贼”的记载，但从中不难看出：1、秦巴山区的郧西、襄阳、四川、汉中、宁羌及金州等地均有屯兵；2、屯兵战斗力皆不强，以数处屯兵尚不能败一“山寇”，可见屯兵的军事职能已大大减弱；3、金州屯兵不少，仅此一事即“调金州诸屯”，包括一名千户长，两名百户长；4、千户和百户的世袭制在金州是不容置疑的。今安康、汉阴月河川道有刘家营、鲁家营、谢家营等，疑为明时军屯世袭千户刘时春、鲁欢山，百户谢朝元等人屯田之所。
又据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编修的《汉阴县志》记载说：“汉阴四面俱属山谷，间有沃壤，又半军屯”，可见在汉阴一县之内，最好的田地竟被军屯占用了一半。屯田最为典型的地方，莫过于该县涧池铺军坝，此处为月河与洞河交汇之处,两水之间有一小盆地，有田数千亩，阡陌纵横，渠堰交错，均为上等水田，明初即为军队屯田之所，直到清康熙二十六年,在历经了明末清初的大浩动之后，明代形成的军屯尚为保留。康熙二十六年编修的《汉阴县志》记载道： “荒残之后数十里中总无人烟，虎蹄狼迹，交于满山,鹿径豕窝，遍入深谷，此邑所以荒赋也。上下七铺，亦间有沃壤，大半又属军屯，赋税另有款项，昔统于所，今归于县。”“屯田地明属军所，今并属县，其原额六十九顷八分九毫，内除荒并水冲地九顷一十六亩三分三厘九毫,现熟地五十六顷八十四亩四分七厘。” 在一个县，仅军屯一项即达六千亩之多，试想，一个千户所乃至汉中卫的军屯又该是多少呢？诚然，军屯之地大多系水土肥美之地，汉阴当月河川道，军屯略多于别县也在情理之中。作为明代陕南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屯田世袭军籍随着婚姻、家庭的组合而繁衍嬗变,再加上明清更替，久而久之军籍也就逐渐演化为民籍了。安康忠义乡杨博村有一通刊于清宣统三年的“李氏祖墓碑”记载了一个湖北吴氏为附录军籍而改姓为安康李氏的故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军屯在长期世袭过程中所出现的混乱状况。杨博村李氏，先祖本姓吴，为季扎之后裔，世居湖北(注：据考当为孝感、麻城一带)，其九世祖曾任河南开封府同知。传及迁陕始祖李志通、妻姚氏、陈氏，遇元末楚乱(注：即徐寿辉、明玉珍红巾军起义始于麻城)，遂携子侄八人：道高、道让、道宣、道忠、道惠、道纲、道清、道明逃金州胥窝……，亡后葬坟琉璃湾之中。嗣后，子孙日繁。因人多地窄，难以容纳，遂相率向外移居到杨博村。盖因此地广植杨柳，故村号杨博。吴氏子孙繁衍，人口日盛。吴氏在杨博村的繁衍，使迁陕八大门大多得到了较快发展，除道惠一门失传外，其他各门人口愈多，遂继续向外扩展迁徒，七大门的分部情况是：大门道高、六门道纲之后裔同居下户之老庄；三门道宣后裔迁居近处；四门道忠后裔移居蓼叶沟；七门道清后裔仍居本处杨博村；八门道明后裔移居寺沟、石窖沟、冉家河、谭家坝诸处；二门道让后裔移门改姓李。吴氏二门改姓李氏，盖因明初洪武间全国实行军垦屯田，金州月河川道膏腴之地大多为军屯之所，吴氏后裔向外扩展，欲徒居近处佳地，必入军屯李家营，以吴姓代录军籍不便，遂易吴为李。到明末兵燹，吴氏、李氏子孙又进地了第二次大迁徙，有徙至湖北荆襄者，也有迁居紫阳县者，亦有迁居五堰河、大道河、小道河、将军山、土地岭、朱家坪、岚河滩等地者，星散岐居，大多依附于军屯之营繁衍生息而又渐次外迁各地。据考证，今安康忠义乡杨博村李氏祖墓系吴氏二门吴道让及其始祖吴孝通、陈老孺人之墓，光绪末年前往祭扫者仅二门后裔及附近三门、七门子孙，远迁者则极少有人回故地祭扫。为追溯渊源，祭记先祖，李氏子孙痒生李成玉首倡修祠立碑，于宣统三年刊石立碑，流传到今。 另据《太祖洪武实录》关于陕南茶叶生产的记载说：“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处茶园共四十五顷七十二亩……，民所收茶官给值买之；无户茶园，以汉中府守城军士薅培，及时采取，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军收其二。” 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军队屯田性质。可见明朝建立之初的军屯在整个农业生产中也是占有重要位置的。除军屯之外，民屯更为广泛，汉江流域及月河川道的许多地方都有以姓氏为建制的民屯田庄。如安康恒口、五里一带的陈家营、杨家营、刘家营、鲁家营、卜家营、朱家营、党家营，汉阴涧池铺月河以南沙坝的刘家营(分上中下三营)、洞河的湖广营，汉阴城西的王家营，城固的沙河营等均系从山西、河北、两湖及江浙地区强制迁徙而本或招抚流移而组成的。汉中龙江闫家营有一通刊于清咸丰五年的石碑，记载了“闫家营”先祖从山西省洪洞县迁居汉中的史实，可使我们对当时民屯的情况有所了解。现照录如后：闫氏迁陕始祖墓志始迁祖山西洪洞县人也，自明初隐居褒谷（注：今勉县境内），结庐青桥（注：今留坝青桥铺）之侧，劈莽披榛，始有山畦一所；继徙南郑，于柏花乡之后插篱为界，遂落业焉。遗留膏腴军田百有余亩，厥后生齿日繁，所居别成立一营（注：在今闫家营竹林村），称者即以本族号之，迄今二十余世，惟业耕读。一族之中农先畴，士绍旧德，熙熙攘攘，无一悬罄之家。而文武游宦者代有其人，虽非簪缨世胄，亦庶乎称望族矣。莫非始先公之德泽所贻也。然原无族谱，厥初旧迹，孙等惟得之耳，实恐终埋没，于是撮其大略，敬勒缜珉以志之。耳孙闫耀龙、闫廷献、闫履祥等谨序大清咸丰五年岁次乙卯这通碑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屯”以姓为营，世代相传的历史。当然，闫氏先祖是因何原由而“自明初隐居褒谷，结庐青桥”的呢？碑文没有提及。不管是什么原因，其先祖初由洪洞迁入时，经过“劈莽披榛，始有山畦一所”，此后又“继徙南郑，于柏花乡之后插篱为界，遂落业焉”。这说明屯田之初的垦荒仍是十分艰苦的，大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给后人“遗留膏腴军田百有余亩，厥后生齿日繁，所居别成立一营，称者即以本族号之，迄今二十余世”。此碑立于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从明初洪武二年（1369）陕南平定算起，中间相隔480多年，历经了明、清两朝，闫氏繁衍了20多代，而“以姓为营”的建制和屯田田产却一直流传下来，这不能不说“屯田”作为移民的一种形式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再以汉阴县为例，万历四十二年(1614)，知县张启蒙“编流丁五千有奇，共派丁银二千八百四十五两七钱”，大大超过了当时在册的民籍户口。直到清康熙二十六年，前明所遗屯田“通计民屯实在熟地一百三十二顷七十九亩九分四厘”，“通计民屯实在丁口并停免丁(按：即除去逃亡之数)共一千八百三丁” ，可知民屯大大超过了军屯。总之，无论是军屯或民屯，经过数百年的繁衍，尤其是经过明亡清兴的政治大变革，屯田之军民已成为陕南移民队伍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相对于后来的移民本说，他们又算得上是陕南的老民了。（5）其他流徙移民除上述类型的移民之外，因各种原因流徙进入陕南而定居下来的移民也为数不少。据商南县发现的《邱氏家谱》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邱仲华一户由安徽安庆府桐城县迁入商南县定居，至今已历经“仲、志、宁、文、山、一、道、民、元、克、与、圣、贤、好、吉、人、善、庆、祚、荣、昌”21代。诸如此种类型的移民在陕南各地为数不少。除湖广、山西移民外，本省关中及陕北也有大量流民涌入。如宁陕县老城以北有村庄名焦家堡,据《焦氏家谱》记载，其先祖原籍雩县（今户县），明末时翻越秦岭，定居于斯。初来时“与猛虎为伴，捭荒为业”，后亦发展成大户族。旬阳县蜀河《李氏宗谱》记载：李氏宗族“原籍陕之朝邑卧龙岗李家村，明末岁饥寇起，逃难就食，……公则来吾旬阳东区仙河观音之上孙家庄居焉。 ” 另据《汉阴县志》载：万历十一年，延安饥食，流离之民多入汉，其众道路相望。汉阴新安里义民郭济申报于县衙，出谷百五十石赈济灾民，并运谷二十石济兴安。后来这些延安灾民大多在汉阴和安康等地定居下来。明代吴维东有《悯山农》诗一首，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生动的“垦荒图”：山农辛苦复谁如？魑魅同群虎共居。除却石头方罢耒，但沾土气即挥锄。耕时每以妻为犊，获日常将背作车。完了新租偿旧欠，丰年不见有余糈。尽管移民的垦荒生涯是十分艰苦的，但明政府的“弛禁”和安抚政策，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的作用。“而后山险阻、林箐蒙昧之中，一变而为杂耕乐土。”此后，流民仍源源不断进入陕南，使各府、州、县的人口不断得到充实。后来，这些移民在移居地再一次遭到战乱兵燹和天灾人祸的洗劫，大部分走死逃亡，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明末清初的大浩劫，成为当地的“老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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