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豪门世家
作者：慧慧（整理/配图）
上海康定路七五九号，豪门世家朱斗文的公馆(俗称朱楼)
现在是上海市静安区政协的办公楼，上诲市优秀历史建筑朱楼占地面积六百平方米，建筑面积一四六八平方米，绿地面积五百平方米，建造于一九二六年，属坐北朝南的独立式花园住宅。一九二六年，朱斗文之弟朱如山的婚宴，就在此楼前大草坪上摆下二百桌酒宴，整条马路被来贺者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蔚为当时上海滩特大豪宴之一。
祖父朱鸿渡来上海创业：
朱家祖上是安徽泾县人，是当地五大富户之首(其余四户为胡、洪、郑、汪，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祖上即为胡家)
。朱斗文的曾祖父在晚清李鸿章打太平天国时，为之办理军需，有军功，与李鸿章又结拜为把兄弟，战后由此发家。也许这位朱家曾祖去世得早，李鸿章念旧，就对其子孙格外地提携。朱斗文的祖父朱鸿渡在清朝末年就来上海创业，在上海捐了个道台后，在李鸿章、盛宣怀的帮助下（把第一号民营纱厂的牌照给了朱家），各注资本五十万两白银，创办了裕源纱厂与裕通面粉厂。朱鸿渡就成了全国第一个私营纱厂裕源纱厂的创办人（该厂一八九四年创办于上海，解放后为国棉四厂），在朝廷里也有了头衔，曾任户部郎中、刑部郎中、浙江候补道、浙江铜云局总办。
一八九四年报载：“朱道台（朱鸿渡）在本埠麦根路（今淮安路）正在兴建的纺织厂，将安装纱锭二万五千枚，一切所需的机器均购自英国波尔顿的道卜输送机器厂。其中发动机是一架七百匹马力的康里斯机，购自波尔顿城的席克·哈格里夫斯厂。机器的购买，均假本埠的瑞生洋行之手。……麦根路的这个纱厂将全部安装电灯，并安装水龙消防设备，使它不致像上海织布局那样发生火灾……”中国的近代工业史料如是记载着朱鸿度的创业实况。此时虽远不及后来的如日中天，但也已盛况空前。
朱鸿渡一番经营，直至全国各地都设立分号。至朱家兄弟分家时，六兄弟每人得到遗产一千万两，还不包括不动产。当时的“叉袋角朱家”(淮安路六四Ｏ号)，上海的老一辈可说是无人不知。
到了朱斗文的父亲朱幼鸿手里，家业继续扩展，在上海开办了裕通面粉厂、裕通面粉公司、裕泰纺织公司，在南昌、南京、武汉、天津等地也陆续办起了工厂和贸易公司。
朱斗文掌管家业：
到了朱斗文掌管家业的时候，朱家基业已经过前面三代人的开拓，早已大局泰然，用不着他过分操心了。
朱家在朱幼鸿时代，全家都住在工厂里(长安路九二Ｏ号)，以厂为家，每天晚上老太爷还要亲自巡视厂房一周。但他1925年去世后，儿子们就在厂里呆不住了，各自在新乐路、霞飞路等上好地段买地造屋，于是也就有了朱斗文的这幢漂亮的花园洋房，在他这房五兄弟中是最漂亮的一幢。楼里的彩色玻璃和吊灯、壁炉等设备均是从国外进口的。而且，他接连娶了六房太太，全部和平共处在这一幢楼里，其云香鬓影、垂帏秘事，可以想见。
朱斗文是朱家大少爷，喜交多路名流。他的朋友中，既有杜月笙、王晓籁这样的大亨、闻人，也有刘晦之这样的银行家兼大收藏家，也有周孳田（大盐商周扶九的孙子）这样的浪荡公子。
杜月笙与朱家兄弟都有往来，尤其为朱斗文的二弟朱如山为"割头朋友"，从小一起玩耍。杜月笙在最困难的时候向朱如山借钱，朱如山尚未发达，就设法打开了其父三姨太的保险箱，偷出地契交杜拿去到银行押款，所以称为"生死之交"。
杜月笙到朱斗文的花园里来多半是来看戏的。他们坐在小楼底层的平台上，看绿草地上舞动的红男绿女，自是别有一番情趣。朱家公子都是戏迷，常在院子里通宵达旦地唱堂会，自家人也常粉墨登场。这个传统代代相传，以至于到现在，朱家仍不乏会唱戏的人。
朱斗文虽无多少文墨，但也喜弄风雅，与刘晦之(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也是安徽人)在一起多是谈论安徽掌故和文物收藏，久之也喜欢收购古物了，所以他的客厅里，陈设了许多青铜器和古字画。常来陪之打牌的也均是一方豪主，除了周孳田，还有孙传芳时代的军需官宋学勤，以及宜兴豪门之后任孝山。
别人看他整天跟朋友们、多路豪客们云里雾里，玩得昏天黑地，但他要紧的事情是不放松的，比如把工厂里的生产经营，交给他最信得过的堂兄弟朱巧、即朱乐天先生打理，每个星期日的上午八点开始，他谁也不见，别的什么事也不干，专等朱乐天前来汇报工作。因此他一个星期下来，一般只有一个半天在正经地工作，其余时光基本都在朋友和太太中打发了。
朱斗文还有一件豪举，不得不令人对其刮目相看，但也令他名誉大为受损，即关于面粉交易所的事情。朱家开办裕通面粉厂后，生产一直挺好，后来上海面粉界办起了面粉交易所，朱斗文也想参加，可是荣宗敬不同意，他就进不去。
此事若叫别人，就想方设法花钱贿赂，或是请客吃饭了，可是朱斗文是个大少爷，才不买荣家的账呢！他一气之下，联合了阜丰面粉厂的孙家（孙家鼐家族）另树一帜，再开办一个“内地面粉交易所”，用来抵制荣家，因为朱家在汉口、天津、高邮、南昌等地都有工厂。他在报纸上刊出广告，大肆宣传。结果报纸上的广告被其父朱幼鸿看到，当时正是老太爷病重之时。老太爷不同意办交易所，认为那是投机买卖，最最要不得的。于是关照其他几个儿子，不要跟老大合伙做生意。朱斗文难得来一次豪情壮志，就这么被老爸否定了。
朱家兄弟姐妹多得出奇，虽然朱斗文的亲兄弟只有五人（其余如朱靖候、朱如山、朱懋秋、朱荣广），然而大排行的堂房兄弟竟有三十余人，加上姐妹就更多了，其中不乏各界名士，有知名企业家、银行家、江南造船厂总工程师、第六人民医院主任医生，还有一名杰出的革命音乐家，即《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曲者朱践耳先生。他在朱家兄弟大排行中名列第三十二，是个小兄弟。朱家小姐中也有一个出名的叫朱联芝，嫁给史量才的儿子史詠赓，后来去了美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朱斗文这个末代小开不得不离开了他的大花园，带着姨太太搬到华山路去了。朱家原先家大业大，吃定息也还有一段日子好吃的，因此解放后他并没吃多少苦头，真正要轮到他吃苦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老人家竟提前一个月（即一九六六年五月)先期去世了，红卫兵要斗他也没斗着，倒是几个活着的姨太太替他受罪，被赶去住人家房子的汽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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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原名朱荣实，是朱鸿度的第三代，一九二二年生于天津，因为父亲朱蓉初的厂子就在天津。朱践耳三岁那年父亲在照顾染上猩红热的哥哥时，也被传染而不治身亡，时年仅三十六岁。三伯和四叔将朱践耳的全家接回上海。朱践耳十三岁那年母亲也去世了，三伯和四叔作为他们姐弟的监护人把他们抚养成人。
他热爱音乐，思想进步，被当时聂耳的歌曲深深打动，并改名“朱践耳”。他后来回忆说：“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年轻时每天不断地听法德苏等国的古典音乐广播，“把柴可夫斯基的《悲怆》里面撕心裂肺的感觉都听出来了，奇怪的是我听《悲怆》不但不觉得悲观厌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力量”。
一九四五年投奔苏北解放区，一九五五年赴苏联留学。没有受过科班式专业教育的朱践耳，凭着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民族音乐素养，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个创作的黄金期，创作了钢琴曲、合唱、双簧管独奏、弦乐四重奏、交响诗等大量作品。一九五九年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在莫斯科首演，并被前苏联国家广播电台作为永久性曲目录音收藏。以后又以德国科隆、日本名古屋、挪威等地交响乐团陆续演出。
改革开放后迎来创作的第二个黄金期，人生经历和作曲功底经过多年积淀，厚积薄发，六十岁起开始写大型交响乐。到现在二十年间，朱践耳写出了十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现代交响乐，这个数字，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用毅力制造出的传奇，而其中部分交响曲在观念和技法上的现代程度甚至远超过许多年轻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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