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方氏：中国文化世家的绝唱(鲁谼方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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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方氏：中国文化世家的绝唱(鲁谼方氏家族) (2012-06-24 13:42:28)

标签： 方氏 桐城派 马其昶 楷体 gb2312 文化 分类： 桐城方氏

桐城方氏：中国文化世家的绝唱(鲁谼方氏家族)

现代著名学者吴大琨先生指出：“在中国的历史上，家族一直在社会的发展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要弄清楚某一地区的文化发展情况，就必须弄清楚这一地区的一些代表性家族的情况，两者是分不开的。”（1）明清以降，桐城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形成了以张、姚、马、左、方等氏族为代表的著姓望族。他们多以务农耕读起家而至于科第绵延，簪缨不绝，并由此形成非常深的世家观念，常以婚姻关系相串联，环环相扣，盘根错节。从五大家族中任取一人为中心，都可以画出一个串联五家的网络。这些著姓望族曾对桐城派（也称“桐城文派”）的兴盛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同时，桐城派的长盛不衰又为他们的文脉延续提供了坚实的文化载体。作为以诗书传家、代有英才的文化世家，桐城鲁谼方氏称得上桐城派阵营中的一支劲旅。它崛起于清代中叶，影响及于今天。由于鲁谼方氏学人长期活跃于文化领域，既经历了桐城派的近代变革与“五四”溃败，也参与了现当代的文化建设和桐城派研究，因而对其文化行为和价值取向，作较为系统的考察，对于揭示桐城文学世家的现代转型与育才之道，进而推动桐城派研究不无禆益。笔者不揣浅陋，不耻抛砖，率尔成文，略陈管见，敬请方家指正。

    一、人才辈出的鲁谼方氏家族

   “桐城诸族，大抵元季所迁，其迁多自江西或徽郡，而莫详其移徙之由。”（2）迁桐诸族中桐城方氏声望尤著，梁实秋曾不无夸张地说：“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3）黄苗子在赠方鸿寿词中也有“话到桐城必数方”之句。其实，桐城之方有桂林方、鲁谼方、会宫方、黄华方、虎形方、许方数支，皆自徽州来迁，各自为族，其中祖籍休宁，宋末自池口迁桐的桂林方，显达最早，人文蔚盛，被称为县里方、大方，方以智、方苞、方孝标、方观承、方东美等名流大家皆出此支。外地人称颂的桐城方氏，原本就是指方苞所属的桂林方。与桂林方氏“折桂如林”的盛况相比，鲁谼方氏兴起较迟，门第寒微，被人目为“小方”，因其始祖宋末由徽州婺源走猎入桐城，定居于距县城西北十公里处的鲁谼山（谼者，大壑也），世代以打猎为生，又称“猎户方”。传至族人方孟晙，始弃猎从文，筑舍读书，后世方转而向学。孟晙长子方泽清雍正、乾隆间以优贡生入都为八旗官学教习，任满以知县用，不就，以文学名于当时，与同邑姚范、刘大櫆、叶酉等号为“龙眠十子”，又与周振采、沈德潜等并称“江左七子”，姚鼐尝从受业。著有《待庐集》等。自此，鲁谼方氏文脉大开，几有超越桂林方氏之势。
    泽孙绩，乾隆诸生，师刘大櫆、姚鼐，鼐子景衡又从受业，为文高古雄迈，著《经史劄记》十二卷、《鹤鸣集》六卷等。绩子东树（1772—1851），字植之，嘉庆诸生，博览经史，著述宏富，曾纂《桐城鲁谼方氏族谱》二十三卷，有《仪卫轩全集》行世，为“姚门四杰”之一，是鲁谼方氏中第一个享有全国声誉的人物，其《汉学商兑》、《昭昧詹言》为桐城派在政治思想和文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东树子闻，承父祖余绪，学有根柢，负有诗名，著有《抱独山人诗集》二卷。闻子渊如、龙光，严于诗律，不废吟咏，均有诗作传世。

    近百年来活跃于学界文林的鲁谼方氏学人皆为方东树族弟宗诚的后裔。宗诚（1818—1887），字存之，号柏堂，道光县学生。高祖孟晙，曾祖源，祖父护，父松，世有行谊，号为清门。自宗诚始由鲁谼迁居县城西北郊古塘。宗诚少而好学，师事方东树，治经学兼治古文，同治间入曾国藩幕，曾国藩移督直隶，荐宗诚为枣强县令，政声颇著，后加五品卿衔。著有《柏堂集》九十二卷。钱泰吉谓其“议论开拓而能谨严，叙事详赡而能简洁”，为近代桐城派名家。宗诚子守彝（1845—1924），曾任太常博士，喜网罗旧闻，好为诗文，诗作颇受吴汝纶、徐宗亮称许，著有《网旧闻斋调刁集》二十卷；守敦（1865—1939），青年时不应科举，尝从吴汝纶东渡日本考察学制，助其创办桐城中学堂，热心教育，精于书法，长于诗文，有《凌寒吟稿》、《凌寒文稿》行世。他们二人是桐城派由衰而亡的见证者。
   守彝有子孝朗、孝深、孝冲、孝远、孝宽；守敦有四子五女，子为孝旭、孝彻、孝岳、孝博，女为孝姞、令孺、令完等，皆术有专攻，学有所成，较有名望者有：孝旭（1887—1953），名时晋，曾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研修文史，与周作人同学。后任教于各中学，建国后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孝彻（？—1935），名时亮，工诗，取法谢灵运、杜甫、韩愈三家，诗作富有情感，有《解虚轩遗诗》一卷附杂文一卷存世。孝岳（1897—1973），名时乔，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讲师，上海印书馆编辑，曾赴日本东京大学进修两年，回国后辗转各大学任教，建国后一直任中山大学教授，毕生从事文学、经学、佛学研究，汉语音韵学造诣尤深，是我国现代著名音韵学家。孝博（1908—1984），名竑，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留校任物理系助教，后改任中文系讲师、副教授，建国后在甘肃省兰州大学等校任教，著有《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文字学纲要》等。令孺（1897—1976），因排行第九，人称“九姑”，1923年赴美留学，为桐城女子留学第一人，回国后在青岛大学、复旦大学任教，为新月派诗人、散文家，建国后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令完（1910—1981），早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在中小学任教。1960年前后，两次奉派到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教授汉语言文学。幼承家学，长于吟咏。
   守彝、守敦孙、曾孙辈中，亦不乏才华出众、较有影响者。守彝之子孝冲，生有八子，三子琦德、四子珂德（后改名方章）抗战前分别从清华大学英文系、社会系毕业，与蒋南翔同为“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大学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成员。琦德“文革”前曾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珂德建国后任昆明师范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五子璞德，改名杨永直，抗战时由复旦大学赴延安，建国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六子和壁，改名何均，抗战期间由重庆大学赴延安，曾任朱德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某组组长，与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关系甚密，田家英蒙冤自杀前最后晤谈者即为何均。“文革”后调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七子琯德，抗战期间毕业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解放后任职北京人艺，为著名话剧演员、导演。守敦长孙、孝旭之子玮德（1908—1935），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从事新诗创作，受到闻一多、徐志摩的赏识，与陈梦家并称为新月派后期“双子星座”，著有《玮德诗文集》。孝岳子管，学名珪德，字重禹，笔名舒芜，当代著名学者、作家；方言（1923—1992），原名方祚德，高级编辑，曾任新华社总社新闻部副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指导教师，著有《新闻初探》等；方复，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著名建筑设计师，曾主持北京政协礼堂的设计和中南海居仁堂等古建筑的修复工作。余者方敏、方新（筠德）、方徨（祁德）等亦各有所成。曾孙辈中著名者有：方纯（铁生），重坚长子，早年投身革命，曾任北京军事学院教研室主任、炮兵学院副院长，1955年授大校军衔，现为国防大学副军级离休干部。方子哥，琯德子，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曾获金鸡奖、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此外，鲁谼方氏还通过婚姻关系结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方阵。孝岳娶桐城派殿军马其昶第五女马君宛为妻，马氏同父异母姐姐嫁与桐城相府张氏，生女张菁子，即当代蜚声台湾文学界，与琼瑶齐名的著名作家张漱涵；马其昶长孙马茂元，自幼与方氏子弟一起读书、生活，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后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副主编，以楚辞、唐诗研究驰誉学界。孝彻妻夏纯（字漱兰），系国民党政要陈诚的表姐，著名画家和社会活动家。其父夏屿（字次崖），原任桐城中学体育教员，与守敦友善，后因参加倒袁斗争被暗杀，被国民政府追认为“上将军”。守敦长女孝姞能诗善画，嫁与同邑名门之后姚农卿。农卿清末留学英国七年，专攻采矿专业，归国后无用武之地，遂转教古典文学，抗战胜利后任中国大学中文系主任，建国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守敦另一女嫁怀宁邓石如之后、名医邓初。邓初清末赴日本学医，是中国西医界的老前辈，与郁达夫、陈独秀等现代名士相交甚笃，其兄为著名美学家邓以蜇教授，其侄即为“两弹元勋”邓稼先。守彝的一个女儿嫁江苏常熟宗氏，生子宗白华，是与朱光潜齐名的现代中国美学宗师。守彝孙重申之女瑶华，嫁上海人包敬第，生女包柏漪，后举家由台湾移居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包柏漪嫁曾任驻华大使、助理国务卿的美国外交官洛德为妻，随夫驻华期间积极推动中美友好关系，与中国文学界人士交往密切，是美国有名的小说家，每对人言辄依母籍自称桐城人。

    以上对鲁谼方氏家族谱系作了粗线条的勾勒，从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学世家，自雍正、乾隆间方泽起八世薪火相传，墨香未绝，不惟桐城望族之仅见，即置之海内，亦足称道。

    二、鲁谼方氏学人与新文化运动

    中国近现代社会处于古今更替、中西交会的大转折时期，鲁谼方氏学人像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文化上的古今转换与民族性传承。近代的方东树、方宗诚等人因受时代意识、知识结构、角色认同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心忧天下却无意推动中国的近代转型，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而当“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顺便把桐城派斥为“桐城谬种”，给予致命一击的时候，他们的子孙却没有重走前辈故辙，而是勇于直面时代潮流，积极参与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成为新文学的弄潮儿。这是一次痛苦的蜕变，又是一次成功的转型，而作为弃旧从新的第一步，鲁谼方氏学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值得人们关注。这里我们根据他们当时的不同表现，大致可以将他们分为两派。
   其一，排拒派。代表人物为马其昶（1855—1930）。之所以将这位马氏家族的长老列入鲁谼方氏学人中加以考察，是因为他与方守彝、方守敦志同道合，情深意厚，所持文学观相近，又与守敦结为儿女亲家，深受方氏族人尊敬，他的一言一行在方家都有很大影响，可以作为老一代方氏学人的代言人。他早年师事吴汝纶、张裕钊，古文、经学、佛学造诣俱深。曾与守彝、守敦一起襄助吴汝纶办学，后任桐城中学堂总理达七年之久。1910年入都授学部主事，充京师大学堂教习。不久回皖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1914年再到北京，主持政法学堂教务，充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因眷恋清室而反对袁世凯称帝，拒绝参加筹安会。1916年，清史馆聘为总纂，主修儒林、文苑及光宣大臣传，后以老病归里。章太炎誉其文“能尽俗”，及其逝，赠挽联曰：“一朝史事付萧至忠，虽子玄难为直笔；万世文章愧李遐叔，知颖士别有圣怀。”马其昶性格“清靖不尚矫介之行”，为人处事戒偏戒激，矜持而内敛，虽与林纾友善，但当林纾与新文化运动诸将笔战时，他却不与其事。然而，他毕竟是桐城派正宗传人，其内心对新文化运动持根本反对之态度。1919年初，时任安徽孔教会会长的马其昶，在所阅《新青年》和《新潮》上加上“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等批语，面送总统徐世昌，要求干涉北大校务。当其女儿君宛与方孝岳在北京举办新式婚礼时，因来宾中有陈独秀、胡适两人，作为女方家长的马其昶坚决不肯出席，以示不满陈、胡对桐城派的攻击。
    其实，马氏与陈、胡都有乡谊、私交。民国初年，马其昶出长安徽高等学堂时，陈独秀任教务长，两人相处甚洽；当1919年陈独秀被捕时，马其昶与姚永朴、姚永概一起为营救他而奔走，这件事让胡适尤为感动，他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4）后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马其昶亦参与营救，惜未成功。由此可见桐城派古文家为人之正直。而陈独秀对林纾与对马其昶的态度也有区别，曾指出：“林老先生自命为古文家，其实从前吴挚甫先生就说他只能译小说不能做古文；现在桐城派古文正宗马先生看不起他这种野狐禅的古文家；至于选派文学更不消说了。”（5）此固出于分化瓦解之斗争策略，却也显示他对桐城先辈尚存敬意。
    马其昶束装南归回到桐城后，得以全部精力培养长孙马茂元，引导他领会桐城派为文主旨和治学方法。马茂元日后能成为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被吴孟复称为“现代得桐城文派真传，继承并发扬桐城文派文统的第一人”（6），与马其昶的悉心教诲密不可分。
    其二，折衷派。代表人物为方孝岳。新文化运动鼎盛时期，方孝岳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毕业后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讲师，耳闻目睹了新旧两派的交锋，文艺思想接近后来的学衡派。作为桐城派的子孙，其内心感受究竟如何，不好妄测，但与方孝岳同龄并受过桐城派浸润的朱光潜倒是坦露过自己的心路历程：“好比一个商人，库里藏着许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一大堆钞票，方自以为富足，一夜睡过来，满市人都喧传那些钞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你想我心里服不服？尤其是文言文要改成白话文一点，于我更有切肤之痛。”（7）方孝岳虽未明言这种“切肤之痛”，但理智与情感的缠绕让他前行的步伐多少有点犹疑，在文言与白话的尖锐对垒中，他属于赞成白话而不积极的一派。1917年4月他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的《读者论坛》上发表《我之改良文学观》一文，一方面赞成“白话文学为将来文学正宗”，一方面又不赞成“今日即以白话为各种文学”，主张“姑缓其行”，主张今日只要“作极通俗易解之文字，不必全用俗字俗语”。郑振铎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文学论争集》时，选用这篇论文，并在《导言》里将它举出作为“折衷派的言论”之代表。陈独秀在编辑发表方孝岳文章的同时加上按语：“愚意白话文学之推行，有三要件：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须创造国语文典；再其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兹事匪易，本未可一蹴而几者。”持论平和而无燥急气，与方孝岳有相通处。方孝岳1933年10月发表《桐城文概》（《中山大学杂志》6卷7期），1934年推出《中国文学批评》（1934年5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都对桐城派评估很高，其中《中国文学批评》专列“清初‘清真雅正’的标准和方望溪的‘义法论’”一节，洋洋万言，议论剀切详明。他认为：“望溪和渔洋是清代诗文界里两个宗匠。后来未尝没有人反对他二人的，也未尝没有人自以为可以超过他二人的，但他二人仍是不可动摇的。”（8）这个观点反映了作者圆融通达的批评眼光和批评标准，甚为精辟。
    马其昶、方孝岳翁婿因年龄和知识背景的差异，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有所不同，但都对桐城派怀有敝帚自珍式的孤怀，这在稍后的鲁谼方氏子弟中再难寻觅。他们与新文学一起成长，并在其影响下致力于新文学的创作，有的很早就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曾经带给他们家族莫大荣耀的桐城派，虽不像舒芜那样反戈相向，却也无意维护，表现出一种事不关己的超然。在他们的笔下，也很难找到关于桐城派的文字。方令孺就是一个显例。据梁实秋回忆，方令孺与人交谈时，“不愿提起她的门楣，更不愿谈她的家世。一有人说起桐城方氏如何如何，她便脸上绯红，令人再也说不下去。”（9）梁实秋将其归因于书香门第培养出的温文尔雅的性格，我却愿意把它理解为方令孺心中藏着一种难以言传的隐痛。毕竟，“桐城谬种”这一广为流传的恶谥，确实让太多的桐城人尤其是桐城派后裔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报出家门可能自取其辱，无言也许就是最好的回答。这样一来，方令孺的家世也就不为外人所知，几乎所有介绍方令孺的文章都把她列为方苞世族后裔，更有甚者，称其祖父为方宗诚、父亲为方存之，闹出祖、父一人的笑话。（10）
   然而，不论他们自己承认与否，桐城派都曾给予鲁谼方氏学人潜移默化的影响，给他们的身体里注入勤奋好学、重视读书的文化基因，其结果是尽管职业、岗位、时代不同，但几乎所有方氏子孙都成为胸有丘壑的知识分子，且都与社会科学尤其是文学艺术结下割不断的情缘。他们中的方孝博虽然在大学里攻读物理学，毕业后仍宿命般地转教中文，仍终身操持文字。方令孺留学美国六年，接受西洋文化的灌注，结果仍难抵消她所承家学的影响，回国后即加入主张融合中西造就新文学的新月派。而她的散文，“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无论是叙事还是言志，都体现出对中国古典诗文的继承与借鉴。”从中不难看出桐城派的影子，“桐城派致力于‘文学韩柳，严于义法’。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就是讲究谋篇布局文字雅洁。这种传统，正契合于方令孺那特有的灵敏细腻的艺术感受力，而使她的散文作品形成一种以微知著，清新雅致，注重结构布局的艺术特色。即便表现重大事件或主题的，也往往着眼与落笔于细微处平凡处，将自己深沉细腻的内心体验去撼动读者的心灵”。（11）感情细腻固为女性作家特有，而清真雅洁、精于布局却是桐城派看家本领。在失去了原有文学家园后，鲁谼方氏仍能以笔为犁，重树形象，再振家声，这一文化现象值得深思。（节选自方宁胜《桐城文学世家的现代转型》一文）

参考文献：
    （1）吴大琨《笔谈吴文化》，《文史知识》1990年第11期。
     (2）吴汝纶《黄氏族谱叙》，《吴汝纶全集·文集第一》，黄山书社2002年版。
     (3）梁实秋《方令孺其人》，《梁实秋怀人丛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4）胡适《致陈独秀》（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版。
     (5）臧玉海《林纾与育德中学》附陈独秀答语，载《新青年》7卷3号“通信”栏。
     (6）杨怀志《皖籍名人马茂元》，《安徽日报》1998年1月14日。
     (7）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8）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
     （9）梁实秋《方令孺其人》。
     (10）龙渊、高松年《方令孺散文选集·序言》，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1）龙渊、高松年《方令孺散文选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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